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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７日星期一，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在影子内阁就其相互对立的观点展开争论。但关键问题依然是，如果要投票，我党应走人哪间投票厅。迄今为止，好像最保险的选择，即使是最不光彩的，是弃权。危险是这种战术会使我党议会党团中的两翼都会感到失望，我们内部可能出现３个方向的分裂。
不论使用哪种战术，我还需要搞清希利提出的措施究竟是向约束财政迈出的真实步骤，还是只是一个烟幕。在影阁讨论会后的第二天，我在下院我的房间里与威利、基思、杰弗里、吉姆和几位经济学家及工商界专家共进工作晚餐，其中有阿兰·沃尔特斯、布莱恩·格里菲斯、戈登·佩琅和萨姆。布里但，他们都是我定期接触的人，我很看重他们的意见。正如杰弗里在那天晚上开始时所说，虽然我们必须全面看待这个一揽子政策，尤其是货币和金融部分，但当我离开时觉得越发不愿意支持那些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建议。
载有详情的白皮书于７月１１日星期五发表。不出所料，是一个大杂烩，虽然包括进了我们赞同的控制现金等措施，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削减公共开支的配套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将来年的工资增长控制在６英镑以下。而其中最令人惊异的忽略是，政府拒绝公布其据称已拟好的一份方案草案，即要在自愿限制工资增长的计划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实行法定性控制。待到投票表决时，保守党后座议员和影阁都赞成弃权，这时大家取得了一致认识。辩论中我本人的讲话并不怎么精彩一鉴于我所要扮演的复杂角色，这并不奇怪，这可能已经够糟的了，可特德却对我们没有支持政府表示遗憾，继而又拒绝支持我们提出的重要修正案，这倒又使我得到了解脱。
如果说在这一系列的艰辛中还成全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形势促使影阁在收入政策上采取了一条团结的路线，既然要克服通货膨胀，就要求一切经济政策都必须以反通货膨胀为方向，尤其是公共开支和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可能会作为一整套综合政策的一部分而起有益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取代其它政策，也不能对它本身期望太高。这虽够不上是新颖的经济学高见（连正宗的也够不上），至少也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
无论怎么说，人们正确地判断政府７月份出台的一揽子政策不足以对付正在出现的经济危机。那年夏天通货膨胀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２６．９％。
八月，我们躲到布里坦尼作了一番假日的运河漫游。我带了一本写英国诸位首相的书作假日阅览之用。当哈罗德·威尔逊在电视上公布其收入政策并以坚持６英镑之限来请求人民〃给英国一年时间〃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威利·怀特洛在第二天晚上的答复中对那一派胡言表示了热情欢迎。如果是我，绝不会被说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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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鼎立之难
生？
担任领袖几个月以来，虽然遇到过诸多困难，我还是以不错的精神状态迎来了秋季党的年会。特德和他的朋友们看来会尽力继续作梗，但我的几次出访活动已经改善了我的处境。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搞得一塌糊涂。党的年会前的民意测验显示，保守党领先工党２３个百分点。在布莱克普尔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我能够在这个国家赢得全党的支持来巩圃这些成绩。在党的年会上，领袖讲演与影阁其他发言人在年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它必须有足够广泛的内容，以免有人批评讲演者〃逃避〃某项棘手的问题。另外，讲演的各部分内容之间均要与主题呼应，否则到头来你的讲演就像我所说的那种挂满誓言与功劳的〃圣诞树〃，而且每谈到一个新活题总是用〃我现在谈一谈……〃这样呆板的传统开场句式。一场有份量的讲演要能焕发全党的信念，缓释怀疑者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诗而不像散文。作者不应试图使用华丽的词藻，重要的是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和情绪。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来写出观点清晰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也许根本不适合讲演之用。演讲者必须细审讲稿，发现有危险和语意不明之处则一定要删掉。但即使是这样，一篇效果好的讲演也许在印出来后读起来却几乎是苍白无力。所有这些我需要在后来的几年里全部学会。我在１９７５年着手准备第一篇党的年会领袖讲演稿时，还不能算是初步掌握了这些知识。
我告诉我的讲稿撰写人，我不打算发表一篇经济问题讲演。经济上之所以出了差错是因为思想上和哲学原则上的其它方面出了差错。经济危机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机。但当时我把自己的讲稿起草想法提出来与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的诸位讨论时，我感到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我想传达的思想。于是我整个周未坐在家里用大字写了６页手稿。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困难：文思不断涌流笔端。但这是一篇讲演稿吗？星期天早晨，当我重读一遍后正在修改的时候，伍德罗〃怀亚特一这位由前工党议员改行的企业家、作家、我党同情者和密友——打来电话，我告诉了他我正在做的事，他建议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饭，这样他可以看看这篇稿子。这位老道的记者看到了我所看不到的问题。于是我们俩个开始进行删改、构思和重新组织。我抵达布莱克普尔时，手头已准备好了年会讲稿的开头部分。又发现克里斯·帕顿等已写出新的材料，我把两部分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第一份草稿。
过去，党的领袖只是在年会结束时才露面，像从天上下凡似地来到满怀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发表他的讲话，是特德改变了这一常规。我又把它推进了一步。除了到会早之外，由于是第一次作为领袖出席年会，我还利用每个机会会见选区代表。我知道我必须争取他们的忠心。实际上，我做到了年会组织者们所认可的极限，在本应在台上就座时却花时间在台下与人交谈。
在参加招待会和讨论会的间歇里，我还要过问讲演稿撰写人的工作进展情况。亚当·里德利协助写经济问题。安格斯·莫德也不时参与进来，他同伍德罗一样有那种只屑一调整就能让讲话放出光彩的本事。理查德·赖德是讲稿的总润色人。戈登·里斯用他的专长辅导我如何宣讲这份稿子，他关照我在精彩段落之后不要打断掌声急于往下讲——一个不够老练或缺乏自信的讲演者会经常这么做。
然而时至星期三我才明白在我套间里的那些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们中竟没有一位是行话所说的〃文字匠〃。我们已经确定了稿子的结构、思想甚至一些巧妙的玩笑的基本稿。但我们需要有一位对文字有感悟力的人将整个文稿贯通起来。戈登推荐了过去曾起草过特德的广播稿的剧作家罗尼·米勒前来助一臂之力。于是整篇稿子被紧急送到罗尼那里进行〃罗尼化〃（我后来总是这么说）。稿子被送回时面目一新，更确切他说，总算是作为一篇讲演稿回来了。接着又进行了一番删减并重新打印，干了星期四的整个通宵。到星期五凌晨４点３０分整项工作完成时，我才感到可以进屋睡上个把小时了。
早在星期四傍晚的时候，我正在通读刚写好的讲稿，有人叫我到电话机旁与威利·怀特洛通话。威利告诉我特德已到达这座城市，并且与我下榻在同一家饭店（帝国饭店）。他的套间在我套间的两层楼下。几个月来特德的一些朋友曾敦促他与我言归于好。无疑是他们促使威利认为现在是和好的最佳时机。他向我解释说，这类事情中有自尊心的因素，特德不能亲自来见我。那么我愿意去见他吗？我立即回答说当然愿意。威利说那〃绝对太棒了〃，并说将给我打电话确认此事。我马上又一头钻回到了演讲稿里。约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来。因为当时已是大约１０点钟，而且我还有许多关于讲稿的事要做，我认为我们必须当真开始〃和解工作〃了。于是我打电话问威利进展如何，结果得知特德已另有想法了。显然干戈还是未得化解。
布莱克普尔真正发展成为海滨度假地时，城里的冬宫便以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自信风格成为一处名胜。这里有各式咖啡馆、餐厅、酒吧、一家剧场，还有保守党举行年会主要活动的皇后舞厅。〃舞厅〃一词还远远不能真正表述其敞扩大厅的富丽堂皇，连同那宽敞的楼台、那馏金、饰粉、光艳夺人的奢华，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仿佛是对讲演者的欢迎。较之更现代化的会议设施里的那种冷漠感和医院似的整洁，我总是更喜欢这里。保守党年会高潮的来临在布莱克普尔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激情。对我来说，虽然几乎是终日未眠，但我对自己那篇讲演稿充满信心，并把一切都寄希望于它。此篇演讲有两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总结性的控诉，不只是对工党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对工党政府，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阐明保守党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光是从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场〃和〃个性独立〃之类词句，而且认真地将这些词句当作今后政策的基础。即使在２０年后的今天再读起它来，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阐述我个人信条和信念的部分。
让我来提出我的观点：人按其意愿从事工作的权利、开销其收入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让国家作奴仆而不是作主人的权利——都是英国的遗产。……我们必须把私营企业带回到复兴的道路上来——不仅仅是给予人们更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钱，以供他们按自己的选择进行消费，而且要有更多的资金来帮助老弱病残的人们。我认为，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各尽所能那样，政府也有义务制定一个制度框架，使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能够如愿以偿。我们要么沿着老路走下去，继续沉迷下去，要么我们就此止步，毅然决然他说声〃够了〃。
当我讲演开场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