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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其他方面罗马尼亚的确显示了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更多的特征。我参观了一个工厂并从负责人那里——我推测他们是管理部门人员——听到了一连串的谈公司的成就。我说，〃这很有意思，但我能同这里的工会领袖们谈话吗？也许他们可能要补充说几句。〃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惊讶的神色。〃那就是我们！〃他们回答说。工厂的工人个人——或者实际上是该工厂正在向他们的房子上空冒着一阵阵浓浓褐烟的左邻右舍——可能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是另一回事。因为如同在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那样，罗马尼亚的工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产业性的机构。
稍过一会儿我同罗马尼亚〃议会〃议员们共进晚餐。有人向我说明，要参加议会竞选，必须先成为某个经过批准的、即可靠的共产主义的工会会员。他们给我看了大约有３５个这种机构的名单。我往下看时，〃养蜂人工会〃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机会是不可抗拒的。我以严肃的方式开始向他们提出问题。养蜂人集团在议会中的力量有多大？其领导人是谁？派别情况如何？有没有一个反养蜂人派别？那天晚上悄悄地过去了，比平常要快些。
对我一个最后的实用教训是要设想老是有人在偷听你的话，这是任何访问东方集团的西方政治家或商人都被充分告知要尽快记住的事情。这对像我这样在这个国家只停留几天的人来说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
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早已以一种先进的形式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对我和我的随行人员来说，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不是悲剧。在英国大使馆早就有人告诉过我，我们的一位外交官急于为他的幼儿找一位保姆而又不清楚如何在罗马尼亚报纸上刊登合适的广告，他们判定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是在大使馆的电话上向一位感到惊讶的朋友谈他的紧急要求。显然，一位罗马尼亚官员毫不尴尬地，在略微交谈一个很不相同的话题的过程中，就提出了一名候选人。
理查德·赖德尔和我被安排在国宾馆住下。有趣的是，起居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打开的木头格子窗，这无疑有利于通风，但可能也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当我想要听新闻时我没有办法使电视机工作。理查德来弄也不成功。我们正在摆弄时有人敲门，来的是宾馆工作人员，他帮助我们把它弄好了。
甚至在这次访问之前，我对该政权的压迫性质也几乎没有什么幻想。不管西方的战略利益可能要求什么，我坚决认为应该坚持施加压力以提高对人权的尊重，尤其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墨迹还没有干的时候。在英国流放的罗马尼亚人团体得悉我即将出访，送给我一份５名政治犯的名单，请求我强烈要求释放他们。我立刻应允这样做。但是不知怎么外交部得到了关于此事的风声，企图坚决劝阻我，理由是这将会没有意义地疏远齐奥塞斯库。一位高级公务员亲自指出了我的意图是极不明智的原因。他的话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布加勒斯特我把那份名单交给了罗马尼亚人并且说这些人是被错误监禁的，必须予以释放。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后来被释放了。
毫无疑问，我在１９７５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国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对党领袖期间意义最重大的——是９月间对美国的访问。当然，我早已知道一些关于美国的情况；而且我喜欢并钦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况。然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会见那里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并且以某种近似平等的条件来这样做。有人向我保证传媒对此将予以充分的注意，虽然这主要是考虑到英国的股票已经罕见地下跌这个令人沮丧的原因。美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正集中报道英国经济的骤然下降，工会权力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展以及人们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溃。除了幸灾乐祸以外，明显地还有某种使人烦恼不已的担忧，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门事件的创伤之后正在美国本身历经一种不同的深重危机之苦，它可能会同英国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同诺曼·拉蒙特讨论过这一形势，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罗斯蔡尔兹一起工作，这使他能够使我不断了解英国金融城和国外的情况。他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他同政治家、官员和舆论界人士谈过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而且该印象被证明是准确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经开始适度增加，这使他们越发担忧英国发生的情况。首相最近去过华盛顿，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改变人们对英国现状的感受。他声称我们的所有困难都被大大地夸大了。人们所期望的是与此不同的和更加严肃的态度。我决心持这种态度。
戈登·里斯在我之前飞往纽约以便作出传媒工作安排。就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他打电话对我说，人们对我出访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应该使我将要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一在纽约的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讲话——成为一颗巨型炸弹，而不是按原计划作一次低调演讲，把主要讲话留到此后在华盛顿发表。这要求我同亚当·里德利如疯似狂地在最后一分钟重写讲话稿，而这一点在讲稿中留下了痕迹。讲话的大部分说得完全恰当。一开始就正面针对美国关于当代英国可悲境地的评论并予以严肃的论述。然后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称之为〃渐进式的协商一致的观点上来，这种主张是指国家应该在许多战线上积极促进平等关系：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方面〃。我接着又详细分析了上述主张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如赋税过重、不鼓励企业、榨取利润、通过通货膨胀和负利率欺骗储蓄者，以及公营部门和政府开支的明显无情增长等。
不幸的是，保守党中央总部增补了草稿，更为严重的是在向报界发表的〃最后〃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话，说约束政府开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数量一样，需要作出强硬的痛苦的决定。实际上在工党政府统治下，作为没有公开认可的治疗配给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不过，但白地声明这一点——尤其是以轻轻带过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烦了。在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讲话稿时亚当和我让它通过了。幸好，当戈登在纽约看到这一份讲话稿时，他立即领悟到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害并删去了这个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发布的新闻稿通常都附有一个正式条件，即〃以实际讲话为准〃。这样他就能够给舰队街的编辑们打电话说有问题的那一页，虽然他们是从中央总部收到的，但并未被实际采用，所以也不需要报道。他们都很尊敬他，因而照办了；但《太阳报》的头版在用某种较温和的标题来代替之前已经临时在显著位置采用了〃玛吉说，让它们消亡吧〃这个标题，真是千钧一发，幸免于难。
实际上，这篇讲话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国内就立即受到工党政府的攻击，说我在国外贬低了英国。事实上，我带到美国去的关于英国的信息本质上是充满希望的信息，即这个国家的潜力很大，足以经受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影响。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后来优雅地批评我在美国讲演中放进了〃容易引起辩论的段落〃，他的批评在我所停留的英国大使馆中得到了忠实的反响。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报界吹风时说了对我不利的话。戈登·里斯很快发现了所发生的情况。我回到英国后就此与吉姆·卡拉汉进行了措词尖锐的信件交换。
我在意识到想把我变成这副模样的企图后，就利用我向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指出，如果放弃目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就会具有保证其迅速恢复的根本实力。民意的转变，反对极左派，我国能源的雄厚储备以及我国科学的潜在能力——获得７２项诺贝尔奖，比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加在一起的还要多——都证明从长期看应持乐观主义态度。
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找到我们的道路。诚然，从关于英国的一些报道看，形势仍然是严重的，他们这样报道是正确的。但是形势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我看到一些迹象，即我国人民准备作出顽强的选择，走更艰苦的道路。我们仍然是曾经为自由而奋斗过而且获胜的同样的人。冒险精神、发明创造能力、决心仍然是我们性格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可能患有某种英国病，但我国的机体是健全的，而且我们有勇气和意志去取得完全的胜利。
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福特政府的几位关键人物。基辛格博士是我早就认识的。但这是我第一次会见比尔·西蒙，一位具有自由市场头脑的财政部长，他抛弃了尼克松总统在位时强制实行的工资与物价控制。我还会见了非常有经验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他是国防部长，美国政府内部反对缓和的主要人物。
我还受到福特总统本人的接见。他个头很大、性情和蔼，出乎意料地突然被推上高级职位。他已开始喜欢这份工作，这也许使他本人感到惊奇并使其他人也感到惊奇。他已经在他周围集合或继承了一批有才干的人马并且已向欧洲人表明美国尽管有着国内政治的这些大动荡，仍然继续承担着有关他们的安全的义务。实际上，他具有当前政治用语中称为〃一双安全的手〃的优缺点。他不是那种向公认的正统观念表示异议的人，我越来越认为那些公认的正统观点应该受到非难。但他是一个使人放心和稳健的人物，他帮助美国治愈了自己造成的水门事件的创伤。在他赦免理查德·尼克松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时期过后，他的政府的命运正在不断改善。他还没有宣布争取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意图而某位名为罗纳德·里根的州长正在开展着天才有效的竞选运动。福特总统再次当选的前景显得很好。我离开美国时希望他会获得成功。
我回到伦敦时发现了关于我访美之行的新闻报道已经改变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