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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规应受的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这种顺从却不是 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所应有的有意识的和自动的服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终是 有意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 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 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 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 限度。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些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 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进入凯达县境，当年进 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奇的是，为 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情我却没有觉察到。我现在明白了，人民在适合进行文明 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透彻了解文明的不服从的深刻含义。所以在重新发 动一次群众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先建立一队久经考验、心地纯 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严格条件的志愿人员。他们可以向人民说明这 些原则，并且日以继夜警惕着正确执行。
我怀着这些思想到达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抵抗大会成立了一个非 暴力抵抗者志愿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开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 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含义。
这主要是靠印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 然而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要使人民对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发生兴趣，确实是一件艰苦的任务。应征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人 员也不多。就是那些报名真正参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经常的 有系统的训练，而且日子一久，担任这个工作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却是越来 越少了。我这才明白文明的不服从的训练，进展得不象原来我所想的那么快。
第三十四章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就这样，一方面，当这个争取保持非暴力方式的运动正在稳步地虽然 缓慢地开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镇压的政策却在全力推行，特别是 在旁遮普表现得特别露骨。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戒严的法令，换句话说， 就是“无法”，公布了，特别刑事法庭成立起来了。这些特别刑事法庭并不 是正常的法院，而是些贯彻专制者专横意志的工具。判决书是在没有证据和 公然违法的情况下宣布的。在阿姆里察，无辜的男女被弄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似的惶惶不可终日。在我看来，和这次暴行相比，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悲剧是 不足道的，尽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的是那一次的悲剧。
我被催促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不管效果怎样。我给总督写过信，发 过电报，要求他准我到那里去，可是都没有结果。如果我得不到许可而毅然 前往，我就无法进入旁遮普境内，结果只好以文明的不服从为满足。这使我 深感进退两难。事情很明显，违反禁止我进入旁遮普的命令，我觉得不算是 文明的不服从，因为我看不出在我周围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气氛，而旁 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已经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令人愤懑的情绪。所以 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使可能，也只能是火上加油。 因此，我决定不顾朋友们的建议，不去旁遮普。这对我无异于咽下苦药。每 天从旁遮普源源传来不公正的和迫害人民的消息，但是我却只能坐在那里无 可奈何地咬牙切齿。
正在这个时候，一手把《孟买纪事报》造成一种巨大力量的洪尼曼先 生突然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的这个行动充满着污秽，直到现在我的 鼻子里还闻到这种污秽的恶臭。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从来不希望不合法的行 动。他不喜欢我未经非暴力抵抗委员会的允许而去破坏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 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拥护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宣布 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以前，他就来信劝我这样做了。只是因为孟买和阿 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才使我在宣布以后接到了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驱逐这 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惊异。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情，《孟买纪事报》的董事们便要求我负起指导这张 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已经参加那边的工作，所以我用不着做多少事情。 不过按照我的性格说，像经常一样，我所担负的这种责任，就会成为一种额 外负担。但是政府却来解了我的围；政府下令《纪事报》停止出版。
那些经营《纪事报》的朋友们，如乌玛尔·苏班尼和商卡拉尔·班克 先生等，这时还掌握着《青年印度》，由于《纪事报》受到迫害，他们建议 我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而且为了弥补《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 口，《青年印度》应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也觉得应当这么办。我正想把非 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向公众进行宣传，而且希望通过这个努力至少可以为旁 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因为在我所写的文章后面，还隐含着非暴力抵抗运动 的宣传，这一点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这些朋友们所提出来的建 议。
但是怎样通过英语来训练一般群众进行非暴力抵抗呢？我主要的工作 范围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尔·扬兹尼克先生那时候与苏班尼和班克这一帮 人有些联系。他正在经营古遮拉特文《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在经济上得 到了这几位朋友的支持。他们把这个月刊也交给我处理，而印都拉尔也答应 继续干下去。这个月刊便改为周刊。
后来《纪事报》又准许复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复原来周刊的 形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版两个周刊对我很不方便，而且开支也更大。因 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经我建议搬到那 里去了。
这种改变还有别的考虑。我在办《印度舆论》时已经有了经验，我认 为这种刊物应当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 受限制地发表我的意见，通常为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就不大敢于承印。所 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这在阿赫梅达巴做起 来比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里去。
有了这两个刊物，现在我就开始尽我最大的能力向读者进行有关非暴 力抵抗的教育，这两个刊物销行很广，有一个时期两者的发行量各达四万份。 可是正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的时候，《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加得很 慢。我受到禁闭以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额却又落了下来，现在发行不到八千 份。
我一开头便反对在这两个刊物上登广告。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对它们会 有什么损失，相反的，我倒相信这将大大有助于它们保持独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个刊物帮助了我保持内心的和平，因为立即 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 和人民群众沟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刊物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刻确实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专横残暴也算是竭尽棉薄 了。
第三十五章 在旁遮
普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我为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负责，而一些激 动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 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有人甚至 更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把我干掉。
然而我却觉得我的立场十分正确而无可非议，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 不会有什么误会。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亲自看 看所发生的事情。
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原 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 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 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打气，这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是有感 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 那里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刻所做的事 情进行调查。
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 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 道的还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 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电报问总督：现在我是否 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电说等到某一个时候以后就可以去。现在我已记不 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 10 月 17 日。
我到拉合尔所看见的情景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简 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来了，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仿佛在迎 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属，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兰巴兹·杜 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担子却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我说是一种担子， 是因为虽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 往。
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 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①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 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 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 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