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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士的神话和激励力量。因为只有在希腊，全体人民用一种似乎与欧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献身希腊的诗人拜伦（byron）为代表的欧洲左派，对希腊的最后独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大多数希腊人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被遗忘的战士、农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腊人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和管理阶层，他们也定居在整个土耳其帝国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社区之内，以及土耳其帝国之外；而大多数巴尔于人所皈依的东正教会，其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其领导阶层则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腊主教为首的希腊人。蜕变为依附王公的希腊行政官员，统辖着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巴尔干、黑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所有受过教育以及从事商业的阶层，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动性质本身而希腊化了。在18世纪，希腊化进程比以往更加强劲有力。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明显发展，扩大了希腊人在国外的散居范围和接触面。黑海新兴繁荣的谷物贸易，把他们带进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中心，并且加强了他们与俄国的联系；巴尔干贸易的扩大，把希腊人或希腊化商人带到了中欧。第一份希腊文报纸是在维也纳出版的（1784－1812年）。农民起义者的定期移民和再迁移，进一步加强了流亡者社团。正是在这种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济会秘密会社的政治组织方式）扎下根来。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尔干革命运动领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讲的是法语，还将《马赛曲》改编成希腊版本。发动1821年暴动的秘密爱国会社同志会（philikehetairia），是1814年在俄国新兴谷物大港奥德萨（odessa）创立的。
希腊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西方的精英运动相比。没有其他类比可以说明在当地希腊权责领导下，多瑙河诸公国为争取希腊独立所发动的起义；因为在这块可怜的农奴制土地上，惟一可以称作希腊人的便是领主、主教、商人和知识分子。很自然，那场起义惨败了（1821年）。然而幸运的是，同志会也开始在希腊山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招募乱世中的绿林英雄、亡命之徒和部落酋长，而且（至少在1818年后）比同样想搜罗当地绿林的南意大利贵族烧炭党，赢得更大的成功。像近代民族主义这类概念，对这些“希腊武装团成员”究竟有多大意义，是相当令人怀疑的，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文书学者”——对书籍知识的尊重和爱好，是古希腊文化的遗风——这些文书学者用雅各宾派的词语书写宣言。如果说他们代表了什么，那就是该半岛传之久远的精神气质。身为男子的任务便是要成为英雄，而据山而立抵抗政府并为农民打抱不平的绿林好汉，正是人世间的政治理想。对于像牛商绿林好汉科洛科特罗尼斯这种人的起义，西方式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他们一套领导模式，并赋予他们一个泛希腊的、而非完全局限于地方性的规模。反过来，西方民族主义者则从他们那里得到那种令人畏惧的独特力量，即一个武装起来的群众人民起义。
新兴的希腊民族主义足可以使希腊赢得独立，虽然那种结合了中产阶级领导、武装团体叛乱，以及大国干涉的运动，产生了一些对西方自由理想的滑稽模仿——这类模仿日后在像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会变得极为眼熟。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也有使希腊文化局限于希腊的矛盾结果，从而造成或强化了其他巴尔干人民潜在的民族主义。当作为希腊人只不过是识字的东正教巴尔干人的职业需要时，希腊化是处在进步之中。一旦作为希腊人指的是对希腊的政治支持，希腊化就开始倒退了，甚至在已同化的巴尔干知识阶层中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希腊独立是其他巴尔干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欧洲之外，根本很难说有什么民族主义。取代西、葡帝国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更确切地说，巴西自1816－1889年间，一直是个独立君主国），其边界通常只不过反映了大贵族的领地分布，这些大贵族支持不同的领袖人物，于是便形成不同的国家疆界。这些共和国开始拥有既得的政治利益和领土野心。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和阿根廷的圣马丁，他们最初的泛美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这份理想在这块由西班牙语连结起来的地区中，继续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正如泛巴尔干主义一样，作为反对伊斯兰教的东正教联盟继承者，它到今天可能仍然存在。地理上的广阔和多样性，各自独立于（决定中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起义中心，以及（从外部解放的）秘鲁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独特问题，导致了拉丁美洲的自动分裂。但是拉丁美洲革命是贵族、军人和法国化进步分子等少数集团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穷苦白人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而印第安人则持冷漠或敌视态度。只有墨西哥独立是由农民大众的主动精神所赢得，该地的印第安人在瓜达露白（guadalupe）圣女旗帜的领导下，发起一场独立运动，使墨西哥从此走上一条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不同、而且在政治上更加先进的道路。可是，甚至在政治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精英中，在本书所论时期，顶多也只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萌发了“民族意识”的胚芽，至于其他夸大之词，都将是时代错置之误。
类似原始民族主义的东西，普遍存在于东欧各国之中，但矛盾的是，它采取了保守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趋向。除在俄国和几个未被征服的巴尔干要塞外，斯拉夫人到处受到压迫，但像我们已见到的那样，他们直接面对的压迫者并非专制君主，而是日耳曼或匈牙利地主，以及城市的剥削者。这些人的民族主义也不容许斯拉夫民族有任何存在余地：即使在巴登（在德国西南）共和派和民主派所提出的日耳曼合众国这样激进的纲领中，也只包括首都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的伊利里亚（即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在奥洛穆茨（olomouc）的摩拉维亚共和国，以及由布拉格领导的波希米亚共和国。因此，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只能把直接希望寄托在奥地利和俄国皇帝身上。各种倡导斯拉夫人团结的呼吁，都表现出俄国倾向，并且吸引了众多斯拉夫起义者（甚至反俄的波兰人），特别是在类似1846年起义失败后的挫折绝望时刻。克罗地亚的“伊利里亚主义”和温和的捷克民族主义，则表现出奥地利倾向，而且两者都接受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审慎支持，哈布斯堡的主要行政官员，有些（科洛夫拉特［kolowrat］和警察系统的首领塞德尔尼茨基［sedlnitzky］）本身就是捷克人。19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文化热忱曾受到保护，而且到了1840年，科洛夫拉特还实际指派一名克罗地亚籍的军区总管，负责维护与匈牙利的军事边界，作为抗衡难于驾驭的马札儿人的一股力量。这在后来的1848年的革命中，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做法。因此，在1848年作为一名革命者，实际上就等于反对斯拉夫人的民族愿望；而“进步”和“反动”民族间的暗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
在上述地区之外，我们很难发现什么类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因为产生民族主义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事实上，如果有任何日后将产生民族主义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中，它们通常都反对那种由传统、宗教和大众贫困结合而成的势力，然而这三者的结合体，却正是抵抗西方征服者和剥削者最强有力的核心支柱。在亚洲各国逐渐兴起的当地资产阶级分子，此际正在外国剥削者的保护下进行这类行动，孟买的帕西人（parsee）社群就是个例子。即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亚洲人，不是买办就是外国统治者或外国公司的小职员（与散居在土耳其的希腊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推动西化，在其同胞之中引介法国大革命和科技现代化的思想，进而反对传统统治者和传统被统治者组成的联合抵抗（这种形势与意大利南部乡绅…雅各宾派没什么不同）。于是他们从两边把自己切离于同胞之外。民族主义神话经常模糊掉这种分离不合的现象，部分是藉由隐瞒殖民主义和当地早期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系，部分则通过赋予早期的仇外抵抗一种晚近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在亚洲，在伊斯兰世界，甚至在非洲的更多国家，开明思想与民族主义，以及两者与群众的联合，要到20世纪才会出现。
东方民族主义因此是西方影响和西方征服的最后产物。这其间的关联也许在埃及这个十足的东方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此际的埃及，已奠定其成为第一个近代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以外的）的基础。拿破仑的征服为埃及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其价值很快就被能干而且雄心勃勃的当地军人阿里所承认。在法国撤出后的混乱时期里，埃及从土耳其那里取得大权和事实上的独立，之后在法国支持下，阿里利用外国（主要是法国）的技术援助，建立了一个西化的高效率专制政府。在19世纪20和30年代，欧洲左翼为这位开明专制君主欢呼，而当他们自己国家的反动派令人心灰意冷时，他们就投身到他手下效力。圣西门派的一个特别支系，在提倡社会主义或提倡利用银行家和工程师的投资从事工业发展之间犹豫不决，遂暂时向阿里提供了集体援助，而且为他统筹经济发展计划。这样的援助也为苏伊士运河（由圣西门派的雷赛布＇de lesseps＇建成），以及埃及统治者致命地依赖于互相竞争的欧洲诈骗者的大笔贷款打下了基础。这使得埃及在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较劲的战场，以及反帝起义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