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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意识，在1789年，或者说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都尚未形成。在英国和法国以外的国家，甚至到了1848年，这种意识即使存在，也极为罕见。但在体现双元革命的这两个国家，在1815－1848年间，特别是在1830年左右，工人阶级的觉悟的确已经形成。“工人阶级” （working class）一词（不同于不那么特定的“劳工阶层”〔theworking classes］），于滑铁卢战后不久，也许还要更早一些，便在英国的劳工著作中出现了；而在法国工人阶级的著作中，1830年后，也可看到同样的句子。在英国，把全国劳工都组织到“总工会”之下的企图，于1818年正式展开，并在1829－1834年间非常热烈地进行尝试。组织总工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特定工人群体的部门或地域区隔，而将所有工人组织到全国性的团结组织当中。与“总工会”相配合的是总罢工，在这段时期，它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种观念和一种有计划的战术，班鲍（william benbow）在《伟大的国定假日与生产阶层的盛会》（1832年）一书中，曾加以详细陈述，而宪章派也曾把它视做一种政治方法，认真讨论过。同时，英、法两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19世纪20年代既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创造了这一词汇。它立即被工人所接受，在法国规模较小（如1832年的巴黎同业公会），在英国程度便大得多，英国人不久即推动了由欧文领导的广大群众运动，对于这样的运动，欧文个人是难以胜任的。简言之，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抱负已经形成了。与他们的雇主在大约相同时期所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起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无疑是微弱多了，也不具那样大的效力。但，它们已经出现了。
无产阶级意识与那种最好是称作雅各宾意识的东西，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雅各宾意识是指一整套由法国（还有之前的美国）大革命渗透给有思想、有信心的穷人的抱负、经验、方法和道德观念。就像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其实际表达方式是“劳工运动”、其思想体系是“平民合作”一样，作为普通人民、无产阶级，或其他被法国大革命推上历史舞台的行动者而非纯受难者，其实际表达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现在举止高雅者专属场合的人，现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们需要尊敬、承认和平等地位。他们知道这些都可以实现，因为在1793－1794年间，他们已经做到了。这样的公民并非全是工人，但所有有自觉性的工人却都是这类人。
无产阶级意识和雅各宾意识相互补充。工人阶级的经验，赋予劳动贫民日常自卫的主要机构：工会和互助会；以及集体斗争的主要武器：团结一致和进行罢工（其本身又意味着组织和纪律）。（罢工对工人阶级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发且符合逻辑的结果，以致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有各自表示罢工的当地词汇＇例如，greve， huelga，sciopero，zabastovka＇，而表示其他机构的词汇则常常是互相借用的。）虽然如此，这些发展在欧洲大陆各国，一般说来还是微弱、不稳定而且限于局部地区；即使在不那么弱、不那么不稳定和不那么受局限的国家，其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利用纯工会和互助会模式的企图，不仅是要替有组织的部分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更是为了粉碎整个现存社会，并建立一个新社会。1829－1834年间，在英国曾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宪章运动期间，又部分进行过。尝试失败了，并破坏了相当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达半个世纪之久。把各个工会组织成全国性的合作生产者联盟（如1831－1834年的建筑工人联合会及其“建筑工人议会”和“建筑工人行会”）的尝试失败了；以其他方式建立全国合作生产和“公平劳动交易所”的尝试也失败了。那种庞大得足以包罗所有工人的“总工会”，在尚未被证明比地方工会和行业公会来得强大之前，倒先被证明是软弱又难以运作。虽然这主要不是因为总工会本身固有的缺陷，而是因为缺乏纪律、组织和领导经验。在宪章运动期间，总罢工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只有（1824年）那种自发蔓延式的饥民骚动例外。
相反，属于雅各宾主义和一般激进主义，但并不特别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方法——通过报纸和宣传手册等手段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公共集会和游行示威，必要时举行暴动和起义——被证明是既有效又灵活的。的确，当这类运动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把统治阶级吓得太过分时，它们就容易流于失败。在19世纪20年代那段歇斯底里的时代里，统治者倾向于调动武装部队来镇压任何重大的游行示威（如1816年镇压伦敦斯帕广场＇spa fields＇的游行，或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peterloo＇大屠杀，当时有10名示威者被杀害，几百人受伤）。1838－1848年间，几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并未使“人民宪章”更接近于实现。不过，对一个正面较窄的战线而言，政治运动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就不会有 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会有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当然，甚至也不会有针对工厂条件和工作时间所制定的有效立法。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组织软弱的工人阶级，利用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动方法弥补了自身的弱点。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工厂鼓动”（factories agitation）弥补了地方工会的弱点，恰似1834年后，因逐放“托尔普德尔殉难者”所引起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多少可拯救一下正在土崩瓦解的“总工会”免遭覆灭一样。
可是，雅各宾传统反过来又从新兴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紧密团结和忠诚中汲取了力量，吸收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和群众性。无产阶级之所以紧密团结，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处境上忍受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一起协力，并互相依存。坚不可摧的团结，是他们的惟一武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展示其惟一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本——无与伦比的集体性。“不准破坏罢工”（或产生类似效果的话）是——而且一直是——他们道德法典中的第一戒律，破坏团结者（“工贼”〔blackleg〕一词便带有道德上的“黑色”之意）是他们群体中的犹大。一旦他们形成了哪怕是隐隐约约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游行示威就不再只是偶尔发作的“暴民”愤怒，它是没那么容易就可以平息下来的。他们是一支活跃的大军。在像谢菲尔德那样的城市里，一旦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地方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如19世纪40年代初期），一个强大稳定的无产阶级集团就会立即出现。到1847年底，在该市议会中已有八名宪章派代表，而 1848年宪章运动的全国性失败，几乎没有对该城市的宪章运动产生任何影响，那里有一两万人为该年发生的巴黎革命高声欢呼。至1849年，宪章派几乎夺得了该市议会席位的半数。
在工人阶级和雅各宾传统之下，有一种更古老的传统基础，使两者都得到加强，那就是暴动者或绝望者偶尔进行公开抗议的传统。直接行动或骚乱，捣毁机器、商店和富人房屋，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一般说来，这种骚乱反映了全面饥荒或人们在山穷水尽时的情绪，例如在受到机器威胁而衰落的手工业中，捣毁机器的浪潮几乎是定期席卷（1810－1811年和1826年，席卷英国纺织业，19世纪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则侵袭欧洲大陆纺织工业）。有时，如在英格兰，骚乱是有组织的工人施加集体压力的一种公认形式，它并不代表对机器的敌视，如矿工、某些熟练的纺织工人或刀剪工人，他们结合了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和有计划的恐怖行动，以对抗不属于工会的同僚。传统的抗争还反映了失业工人或饥民的不满。当革命走向成熟之时，由政治意识还不成熟的匹夫所发动的这类直接行动，可能会转变成一支决定性力量，特别是行动发生在首都或其他政治敏感地区更是如此。在1830和1848两年，就是这类运动在本来是无关大局的不满发泄那端，投下一枚巨大砝码，于是抗议遂变成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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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结果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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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在其思想观念和纲领上，都不是严格的“无产阶级”运动，即产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运动，甚至也不是仅限于工资劳动者的运动。更确切地说，它是代表（主要是城市的）劳动贫民所有势力和倾向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共同战线早已存在，但迟至法国大革命时，其领导和鼓舞力量仍来自自由主义的激进中产训阶级。如我们所见，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无套裤汉主义”（而且不管不成熟无产者的愿望），将它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赋予巴黎的民众传统。但1815年后的新形势却是，那个共同战线除了针对国王和贵族之外，也愈来愈针对自由中产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和意识形态当中，吸取其统一性。尽管当时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阶级几乎还不存在，而且整体上说，其政治成熟度也远不如其他劳动贫民。穷人和富人都倾向于把处于“社会中等阶层之下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划归成“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认为社会现状的确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且已无法继续下去的看法，正日渐普遍，凡对此感到忧虑的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认为那是惟一经过深思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