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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小说二集由鲁迅负责编选，共收三十三位作家的小说五十九篇，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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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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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我的战略是‘同情’。”〔２〕——长虹——
狂飙社广告
……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莽原》……〔３〕“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及得上他的。”〔４〕
“…………”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但关系毕竟是好的。《莽原》便是这样好的精神的表现。”〔５〕“…………”
“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我们竭诚地欢喜。”
“…………”
“但他说不能做批评，因为他向来不做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我以为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对于做批评的朋友，却要希望他党同伐异，便至少也是为人谋而不忠了！”〔６〕“…………”
“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很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对的话都不要说，……而他还不以为他是受了人的帮助，有时倒反疑惑是别人在利用他呢？”
“…………”
“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
“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７〕“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我们是知道的，在目前并不十分丰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绍的工作了。……但这实际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义，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８〕“…………”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
“请大家认清界限——到‘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时，用别的方法来排斥新思想，那便是所谓开倒车，如林琴南，章士钊之所为是也。我们希望《新青年》时代的思想家不要再学他们去！”
“…………”
“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９〕二二，一二，一九二六。鲁迅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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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木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三期。
《走到出版界》，上海《狂飙》周刊的一个专栏，由高长虹撰稿，每则之前有小标题。后由泰东书局出版单行本。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曾得到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肆意的诬蔑和攻击。〔２〕“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３〕狂飙社广告见《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一九二六年八月）。
〔４〕“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等语，见《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５〕“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等语和下面的“如能得到你的助力”二句，均见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的《通讯·致鲁迅先生》。
〔６〕“但他说不能做批评”等语及以下四段引语，均见《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７〕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见《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收入《华盖集续编》。〔８〕“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等语及以下三段引语，分别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中的《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琐记两则》、《公理与正义的谈话》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９〕“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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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外集拾遗补编白事
本刊〔２〕虽说经我“校阅”，但历来仅于听讲的同学和熟识的友人们的作品，时有商酌之处，余者但就笔误或别种原因，间或改换一二字而已。现又觉此种举动，亦属多事，所以不再通读，亦不更负“校阅”全部的责任。特此声明！三月二十二日，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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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期。
〔２〕指《民众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在北京创刊，《京报》的附刊之一，荆有麟、胡崇轩（也频）等编辑。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起改名《民众文艺》，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
改名《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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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行路难”（陈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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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为了许多困难，把它搁下。
今天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几回钉子，几乎头破血流，这个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来，上着电灯，拾着笔，喘着气，无论如何，决计非写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们南国一个风光佳丽，商业繁盛的小岛，就是现在多蒙英洋大人代为管理维持的香港，你从广州回上海经过此地时，我们几个可怜的同胞，也还会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赐给你。你过意不去，在《语丝》上致谢不尽。自然我也同样，要借《语丝》一点空篇幅，来致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可怜的同胞！
我从汕头来到香港仅有两个满月，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心头竟感着如失恋一般的酸痛。因为有一天，偶然从街道上买回一份《新中国报》，阅到副刊时，文中竟横排着许多大字道：“被检去。”我起初还莫明其妙，以后略为翻阅：才知道文中所论，是有点关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女子贞操问题的。我也实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国近代文艺与恋爱问题》寄到《大光报》的副刊《大觉》去。没有两天，该报的记者答复我一信，说我那篇文被检查员检去四页，无法揭载；并谓：“几经交涉，总不发还。”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这真是蹂躏我心血的魔头了。我因向朋友询问，得知这个检查工作都是我们同胞（即高等华人）担任。并且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检查时，报社能给这检查员几块谢金，或每月说定酬金，那便对于检查上很有斟酌的余地。这不能不算是高等华人我们的同胞的好处啊！
真的，也许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样的华盖运。倘不然，便不会这样了：和两个友人从弯仔的地方跑来香港的马路上，即是皇后码头的近处，意外地给三四个我们的同胞纠缠住了。他们向我们详细询问了几回，又用手从我们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裤带拉了一下，几乎使我的裤脱了下来。我们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诚恳地说道：“请不要这样搜寻，我们都是读书人咯！”
“吓！那正怕，共产党多是读书人呢。”于是他们把我手中拾着的几卷文稿，疑心地拿过去看了一看，问我道：“这是宣言么？”
“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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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２〕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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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丙和甲（季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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