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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末你为啥不学下棋呢？”
妈气得眯起双目，有如脸庞上突然裂开两道莫测的隙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沉默来折磨我。
我只觉得耳朵发烫，血管突突地跳着，犹如阵阵热风拂脸而过。我奋力将手从母亲那里挣脱出来，撒腿就跑，一个老太让我给撞了一下，橘子和罐头撒了一地。
“哎晴，这孩子！”妈和那老太同时惊叫起来，妈忙俯身帮她把东西捡起，我则乘机跑了。
我在人堆中像泥鳅一样窜逃着，身后传来母亲阵阵尖叫：“妹妹！妹妹！”我头也不回，奔上一条小路，穿过小巷，跑进充塞着旅游者的大马路，又拐进另一条小街，就这样七转八兜地，毫无目的地狂奔着，直到我再也迈不动步子。我大口大口喘着气，就像一台超负荷工作的马达。我觉得浑身发冷，便在一只倒置的塑料桶上，手支下巴地一屁股坐下。我想象着妈妈，怎样从这条街找到那条街，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寻找，只好在家里等着我。约摸两个钟头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往家里走去。
通向我们公寓的小街寂静无声，我能看见自家窗口的蜜黄色灯光，就像老虎眼睛一样烁烁闪光。我跟着脚尖，迈过十六级楼梯，猫一样踅到房门口，抬手轻轻旋转了一下门球。门已上锁了。只听到房里椅子推开了，然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咔嗒一声，门开了。
“你到底回来了，”文森特说，“怎么了，小姑娘，遇上什么麻烦了？”
他说着，又回到餐桌前。鱼盘里只剩下一副骨架，因此显得那鱼头特别大，鱼头高高地仰着，保留着生前那副负隅顽抗的姿势。我想作为惩罚，这是留给我的菜肴。
里边，传来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一个人快快地在桌边坐下，不出声地将饭划入肚里，谁也没答理我，听得到筷子笃笃地划着饭碗的声音。
放下碗饭走进房里，关上门，我一头栽在床上。房里没开灯，邻家的灯火透过窗棂映在天花板上，折射出式样各异的图案。
恍惚之中，眼前浮现出那六十四块黑白相间的棋盘，我的对手，则是两道沉默的深渊似的怒目，她显出胜者的笑容对我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
她率领着手下的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我的白棋尖叫着，惊慌失措地败下阵来。我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飘浮起来，被看不见的风卷起飞出窗外，我看见我们所在的那条小街，在我身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天空一下延伸展开，无边无际，四周一片空旷，就我一个人在飘浮。
我闭上双眼，思索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来自墙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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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墙外的声音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撩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