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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各房陈设不一，最讲究的要算是底层的客厅，那是洪家接待客人的地方。
厅内放置着各色红漆家具，铺着花团锦簇的绣着洪姓的靠垫和台毯，还有琳琅满目的古玩及摆设，显示出洪家的财力和门第威望。至于其他几间房间，则陈设要简单得多，而且也不舒适，二十几口人挤住在一个屋顶下，大家庭里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地充满了喋喋不休的争执和抱怨。每一代新成员的诞生，令这座楼房越发显得空间拥挤，大房间不得不间隔成两间，甚至更多的小房间。
洪家并没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来欢迎我，底层客厅并没按惯例张灯结彩，天余也不出来迎候我。相反，洪太太马上把我唤进厨房去，通常，那只是佣人聚集的地方。于是，我马上懂得了我在洪家的地位了。
第一天，我便穿上最好的棉袄，站在一张小矮桌前开始帮着切菜。我的手差点抓不住刀把，因为我记挂着自己的家人。但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地了。不管怎样，我一定不给娘家人丢脸，不让洪太太在这里挑出丝毫的不是。
一个女佣正在桌子那头剖鱼，并不时偷偷从眼角边打量着我。我不愿让她看见我在掉眼泪，我怕她会把这告诉洪太太。于是，我故意笑嘻嘻地说：“我运气真好，在这里我会过上好日子的。”为了表示我真的很快乐，不免要做出一番手舞足蹈的快乐样子，我忘了手中还握着一把切菜刀。那把刀就在她界尖前挥舞，她气得大吼一声：“什么样子？——”那潜台词就是蠢货。我立时清醒了。因为就在刚才假装快乐的时候，我几乎有点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会很快乐的。
在晚饭桌上，我看见天余了，他个头要比我矮一截，然而举止却十分霸道，就像个大军阀似的。我这时才知道，我摊上个怎么样的好丈夫了，反正，他千方百计地要逼我掉眼泪。一会儿说汤已凉了，并且故意泼翻了它，一会又故意支使我做这做那，反正我一坐上饭桌，就指使我添饭或侍候他什么，不让我吃上一顿安宁饭。
而且，还抱怨我老在他跟前板着脸，成天不见笑容。
就这样过了几年，洪太太让佣人们教我绣枕套做针线。“一个称职的妻子，双手应该经常是不得闲的。’每每她要差使我做一件新活计时，她就经常以这个作开场白。但我想她自个的手倒是终日闲着的，她的专长只是命令和挑剔。
“教会她怎样淘米，她丈夫吃不了那种砂子饭。”她曾如此对厨房里的佣人命令道。
还有一次，她又让另一个佣人教我刷便桶：“叫她用鼻子伸进去闻一闻，看看有没有刷干净？”就这样，我努力学着做个贤惠的妻子。我烧得一手好菜，根本不用尝味，就能判断肉馅的咸淡。我的针线活，也是无懈可击，我绣出来的花，就像是画上去似的，连洪太太也无法挑剔。
渐渐地，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不再认为我在受苦，真的，一点也不。再也没有比看见众人狼吞虎咽地吞下我烧的菜肴更让我高兴的了。而且，我常常能得到洪太太的点头赞赏，每天替她梳完头后，她甚至还会轻轻拍拍我的头表示满意，这一切都使我觉得高兴。天余不再抱怨我的烹饪，甚至也不再计较我没有笑意，这一切都让我高兴，就像现在电视里那些做清洁剂广告的小姐，当她们去掉一个衣服上的污迹时，便很快活地一笑。
转眼，过了三年，我就要满十六岁了。洪太太对我说，明年春天，她想抱孙子了，也不理会我根本就不想成亲。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虽然我结实得像高头大马，但我能逃到哪呢？如今的中国，遍地都是日本兵。
四
“这些不请自来的日本人，”天余的祖母抱怨着，“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天下了。”洪太太精心安排了我们的婚礼，但规模还是属简朴的。
她向全村的乡亲和各地的至爱亲朋发出帖子，那时我们没有r．s．u．p．（回条——译者注），收到请帖而不来，则是不礼貌的。洪太太相信，战争改变不了人们对礼节的重视。因此，厨师们开始着手准备丰富的菜肴，我娘家带来的那些旧家具，早已擦拭一新作为我的嫁妆而置在前厅。洪太太还托人以我父母的口气，在红缎子上写了两句吉祥的贺词挂上。我被安排暂住在一邻居屋里，等着洪家的花轿在良辰吉日把我接过去。
可我们的运气真是坏极了，尽管媒婆选了八月十五这个好日子，但就在八月十五的前一个星期，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打入陕西，那里离我们很近，弄得人心惶惶。到了八月十五日早上，天却浙浙沥沥下起雨来，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那隆隆的雷声和咆哮的闪电，使人们误以为是日本人的炸弹，大家都躲在屋里不敢出门，来喝喜酒的人寥寥无几。
洪太太为了使婚礼不至显得太冷清，拖迟了几个小时，直到发现实在来不了更多的宾客，才开始举行婚礼。她无法违抗战争。
我坐在邻家房里窗边等着。想到为了多年前父母的一个契约，我不得不牺牲自己。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让别人来决定？为什么为了别人的快乐我就得献上自己？窗外，我看见那浑浊如泥的汾河，缓慢又平静地淌着。我哭了，我想奋身跳下去，反正它已经毁了我娘家的幸福和一切。当一个人自觉生命之路已走到尽头时，常常会冒出许多奇怪的念头。
天，又下雨了，雨点不大，只听到楼下人们在大声催我，我的思绪则越发离奇，自己都无法解释。
我独自守在窗前，沉思遐想，不禁扪心自问，什么是人的本色？就像汾河的水，在夏天是黄浊的，到了冬天，则是蓝绿的，但它还是汾河。可我，能像汾河那样变幻不定，却还能保持同一个“我”吗？我依旧坐在窗边，只见窗帘被风挟持着，狂暴地掀着，鼓荡着。窗外，雨更大了，浇得路人嚷嚷着四下逃窜。我笑了。我感到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风的力量。诚然，我无法看见风，但我能看见它带动河水缓缓地朝同一方向淌去，灌溉滋养大地，就像给田野披上一张银光闪闪的大网。它可以令人们任意咒骂，也可以使人欢欣鼓舞。
我对镜揩了揩眼睛，意想不到地发现，镜中的自己，竟焕发出一个全新的姿态。
我穿着一条漂亮的红裙子，但我的价值远不是因为这条红裙子；我健康、纯洁，在我内心深处，保留着对生活的颖悟，那只为我独自所有，无人知晓，也没有人能掳走它。我觉得，自己就像那空灵而持有力度的清风。
我仰头对镜傲然地一笑，便用那条大红绣花绸巾将自己的脸蒙盖上，同时，也将刚刚冒出的种种思想蒙盖上。然而蒙在红绸巾下，我依旧十分明白，我究竟是谁。
当下，我对自己许诺：我会经常将双亲的期望记在心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自我”。
红绸巾蒙着的我，摸索着由人领至礼堂上，只有在偶尔往前倾首时，我才能隐约透过头巾盖边缘瞥见一些人影，贺客少得可怜，洪家和几个老亲，脸露温色，很为此恼怒和尴尬。吹鼓手们奋力吹起唢响拉起胡琴，咿咿呀呀的，只有很少的乡邻冒死而不愿放弃这顿免费的宴席，当下，连佣人和小孩子都被拉来凑数了。
我只顾跟着引导我的那个人向前走着。就像盲人那样，在我的命运之路上摸索而行，但我不再为之难过，因为我自己心里对此已是大彻大悟了。
一位体面的官员主持了婚礼，他唠唠叨叨地讲一大堆，引经据典，从儒家之道讲到有史以来的烈女贞妇。随后，媒婆宣读了我们双方的生辰八字，说明我们的八字相配，是天生地造的一对。我略略前倾着身子，窥见媒婆从一包红绸巾里取出根红蜡烛。
蜡烛两端都能点燃，分别用金字刻着天余和我的名字，媒人点燃了蜡烛两头后，宣布道：“拜堂！”然后，天余一把揭开我的头盖，得意地对着他的家人和宾客笑着，对我却是正眼也不扫一下。他让我记起孩提时见过的一只雄性小孔雀，一心要在庭院里展开自己那毫无光彩的短尾巴。
媒人把点燃的蜡烛插在一只镀金的烛台上，把它交给身边的一个佣人。佣人小心翼翼地接过烛台，她的职责就是要小心守着这烛台，确保整个婚宴过程中，烛端两头都不中途熄灭。次日清早，媒人要来察看的，如果蜡烛两端依然燃着没有熄灭，那是个好兆头，象征这场姻缘将会白头偕老。
这象征婚姻的蜡烛，较之天主教里不得离婚的允诺更富有权威，它意味着我岂但不能离婚，即使天余死了，我也不能再婚。这根红蜡烛似就此永远用它的烛油，将我黏在丈夫身上，黏在洪家，永无解脱之日。
可想而知，次日早上，媒人察看了烛台后，便宣布她撮合了一对金玉良缘，但我心里却是一清二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新婚之夜，我彻夜未眠，为自己的婚姻默默流泪。
五
喜筵散了后，客人们便将我们拥进三楼新房内，他们大声嬉笑着，起哄着，往被褥里掏红蛋，躲藏在床底下嬉闹。那些与天余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们，则把我和天余强按在床边并肩坐下，强令我们接吻和做各种亲热动作。外边走道上，冷不了猛地响起一下爆竹声，他们说，那是为我制造一个钻入丈夫怀里的最佳机会。
好容易客人散了，我们仍并肩默坐着好一阵，外边，依旧隐约传来客人们的说笑声。直到四下终于安静下来了，天余便开口道：“这是我的床，你睡到沙发上去。”说着，他把枕头被褥都扔过来。我真有点喜出望外了。待到他入睡后，我便悄悄起身，跟着脚尖下了楼，伫立在黑魆魆的院子里。
空气中闻到一股雨水的气息，马上又要下雨了！我赤裸着双脚在院子里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