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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医生抓住我光着的右脚，把它举到另两个真正的医生面前。这三个医生转动着我的右脚，不时戳戳它，还给它拍了张宝丽莱快照，仿佛我这人除了右脚之外的那一半赤裸一半冻僵大部分根本就不存在。只有这只脚。剩下的那些医科学生也都挤上来穷看。
一位医生问，“你脚上出现这种红斑有多长时间了？”
医生问的是我的胎记。我右脚上有块胎记，我父亲开玩笑说看起来活像一个深红色的澳大利亚，旁边还紧挨着一个小新西兰。我就这么告诉了他们，这一下子大家全泄了气。我的鸡巴正在恢复知觉。除了那个拿着氮瓶的学生，一屋子人全走了个精光，而且我感觉连他也巴不得一走了之呢，他实在失望已极，所以他抓住我的鸡巴头朝他自己拽过去的过程中绝对避免跟我的目光对视。拿小瓶子往原来是赘疣的地方喷出点喷雾。那感觉，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你的鸡巴有一百英里长，可是它仍痛得要死。
玛拉低头看了看我的手还有泰勒的吻留下来的疤。
我跟那位医科学生说，你们这儿肯定不常看到胎记吧。
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学生说大家都以为这个胎记是癌。刚发现年轻人会染上一种新型癌症。他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脚或者脚踝上生出个红斑。这种红斑不会消退，它们会逐渐蔓延，直到覆盖你全身，然后你就歇菜了。
那学生说，那几个医生外带所有人都兴奋极了，因为他们以为你得了这种新癌。极少有人得这种癌，不过，它正在蔓延呢。
这是多少年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癌是会像这样子出现的，我告诉玛拉。自然也会出错，不过也许其中的教训是：就算你身体的一小部分可能出了问题，也不要因此忘了其余的部分。
玛拉说，“可能。”
那拿着氮的学生完了以后告诉我赘疣几天后就会脱落。在紧挨着我光屁股的粘性纸上面就是那张拍我光脚的宝丽莱照片，现在谁都不要了。我就说，我能保留这张照片吗？
现在这张照片还跟着我，插在我房间一面镜子镜框的一角。每天上班前我对着那面镜子梳头，一面会想我曾经患过十分钟的癌，比癌更可怕的癌。
我告诉玛拉，那次感恩节是我祖父跟我头一年没去溜冰，虽说冰层差不多有六英寸厚了。我祖母总是要么在额头要么在胳膊上贴那种小圆绷带，这要看她带了一辈子的那些痣哪里又看着不对了。要么边缘有些不规则的外扩，要么就是由棕色变成了蓝色或是黑色。
我祖母上次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祖父拎着她的手提箱，手提箱实在太重了，他于是抱怨说他觉得身体都不对称了，直往一边倒。我那位法裔加拿大的祖母一直以来谨守礼仪，她甚至从不在公开场合穿泳衣，而且她上厕所时总是把水龙头打开以遮掩她出恭可能弄出来的任何动静。她在卢尔德妇科医院做的是乳腺部分切除术，她反问：“你倒觉得身体不对称了？”
对我祖父而言，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总结，我祖母，癌，他们的婚姻，你的生活。他每次讲过这个故事都会呵呵一笑。
玛拉没笑。我想逗她笑，让她暖和起来。让她原谅我胶原质那档子事儿，我想告诉玛拉在她身上我什么问题都没发现。如果说她今天早上发现了什么，那一定是误会了。是个胎记。
玛拉手背上也有泰勒的吻痕留下的疤。
我想逗玛拉开心，所以没跟她讲我最后一次拥抱克洛伊的感受，克洛伊当时头发都掉光了，活像个骷髅外面裹了层黄蜡，她在凸头上缠了条丝巾。在她永远消失前我最后拥抱了她一回。我跟她说她活像个海盗，她笑了。我本人，在我去沙滩时，我坐下时总是把右脚压在身体底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么就把它埋在沙子里头。我怕的是别人看到我的脚会以为我快死了。我没得的那种癌如今已经到处都是了。我也没跟玛拉说这个。
对于我们爱的人，他们有很多事儿我们都不想知道。
为了让玛拉暖和起来，逗她开心，我跟她讲了个在“亲爱的艾比” 专栏读到的段子。一个女人写信说她嫁了个英俊而且成功的殡葬从业者，新婚夜，他把她浸在一个盛满冰水的浴缸里，直到她的皮肤触手冰冷为止，然后他要她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好，跟她那冰冷僵硬的肉体行房。
滑稽的是这个女人不但新婚之夜是这么做的，婚后的十年间也一直这么干，如今她才写信给“亲爱的艾比”，问艾比是不是觉得这有什么欠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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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击俱乐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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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热爱癌症互助组的原因，大家如果认为你快死了，就会给你全副的关心。
如果这次也许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你，他们就会真正把你看到眼里。别的操心事，支票簿的收支、电台的歌曲和糟心的头发等等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你就会拥有他们全副的关心。
大家就会认真听你讲话，而不是单等着轮到自己发言。
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当你们俩交谈时，你们就是在建设某种东西，谈完之后你们俩都会觉得变了个人。
玛拉是在发现她长了第一个肿块后开始去癌症互助组的。
我们发现了她第二个肿块的那天上午，玛拉两条腿套进连裤袜的一条腿里，跳进厨房说，“看，我是个美人鱼。”
玛拉说，“这可不是一帮男人在马桶上朝后坐假装开摩托车。这是个真正的意外。”
就在我们俩在“男人携手”碰到之前，有了第一个肿块，如今又有了第二个。
你一定得知道的是玛拉仍然还活着。玛拉的人生哲学，她跟我说，是她可以在任何时刻死去。她人生的悲剧就在于她还没死。
玛拉发现第一个肿块后，她去了家诊所，候诊室三面靠墙的塑料椅子上坐满了衣衫褴褛的母亲，没精打采的小娃娃蜷在她们膝盖上或者躺在她们脚边。那些孩子眼圈乌黑而且深陷进去，就像是腐坏了的橙子或香蕉，那些母亲们因为没法控制的酵母菌感染，从头皮上一把把地往下抓头皮屑。诊所里每个人的牙齿在瘦削的脸上都显得特别巨大，在那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牙齿不过是碎骨头，它们从你皮肤底下鼓出来，要把一切都碾碎。
你如果没有健康保险，最后就会沦落到这种地方。
在大家没有清楚的认识之前，一大帮男同性恋就要了小孩，而如今这些孩子都病怏怏的，母亲们快死了，做父亲的已经死了，坐在医院里散发出尿味和醋味儿的呕吐物里，一个护士则一个个地问每位母亲她病了多久了，掉了多少体重了，她的孩子是否还有活着的父母或监护人，玛拉于是决定，绝对不成。
就算是快要死了，玛拉也宁肯全作不知。
玛拉绕过诊所的街角，进了“城市洗衣店”，把干衣机里所有的牛仔裤偷了个精光，然后以每条十五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个二倒贩子。然后玛拉给自己买了几条上好的连裤袜，不会抽丝的那种。
“好的虽说不抽丝，”玛拉道，“也会钩破。”
没有一样东西是牢固不变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
自打玛拉发觉能轻易地接近别的傻逼之后，她就开始去那些癌症互助组。谁都有自己的问题。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心真像是死了。
玛拉开始为一家殡仪馆做些预付费的葬礼规划工作，有时一些真正大块头的男人，不过通常是肥胖的女人，会从殡仪馆的样品陈列室选一个蛋杯那么小的骨灰盒抱出来，坐在门厅桌子后面的玛拉——黑头发扎好，穿着钩破的连裤袜，带着胸部的肿块和她的宿命——就会说，“夫人，别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个小东西单单装你火化的脑袋都不够。回去找个保龄球大小的吧。”
玛拉的心看起来就像是我的脸。这个世界的粪便和垃圾。是消费过后剩下的人形手纸，没人肯费那个劲儿再去循环利用。
在互助组和诊所之间，玛拉告诉我，她碰上了很多死人。这些人虽说已经死了，可到了晚上却会给你打电话。玛拉去酒吧的时候听到酒保叫她的名字，可等她接起电话的时候，电话又是挂断的。
那时，她以为她算是万劫不复了。
“你二十四岁时，”玛拉道，“你对你真能跌得多远并没概念，不过我学东西很快。”
玛拉第一次装骨灰盒时没戴面罩，后来擤鼻子时发现纸巾上有一小块污物，正是那位某某先生的一部分。
在造纸街上那幢房子里，电话铃如果只响一次，你拿起听筒的时候又是挂断的，你就知道那是有人想跟玛拉取得接触。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在造纸街上那幢房子里，一位警探开始就我的公寓爆炸案给我打电话，泰勒就站在我身后，前胸贴着我的肩膀，对着我空出来的那个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