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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1950年1—2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
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共产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了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这里只好说声“呜呼哀哉”了！
同时，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实在太多，而且无一不波及学校。三大运动也相继化为：参军、参干、检举反革命、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发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变革中变革自己的思想。所以，连反银元贩子的斗争，也要学校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发动文、法两个学院的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
复旦土改工作队去的是淮北地区的两个县：五河与灵壁，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时间是从1951年10月7日到1952年2月6日，历时四个月。
当时，大学教授还有相当的威望，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比如，在学习动员阶段，学校组织工作队师生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白毛女》（那时复旦还没有放映机，所以只好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由教务长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工作队队长则由副教务长周予同教授担任，宣传部长是陈守实教授，因为他是研究土地关系史和农民战争史的，但陈守实不参加任何会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由副部长余子道代理，——余子道当时还是学生中的团员干部，已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教授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复旦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由副队长余开祥负责，余开祥是土改工作队党小组负责人。但余开祥也决定不了大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党员，一则不了解农村情况，没有土改经验；二则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处置办法等等。这个团由干部组成，已在苏北搞过几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尽管如此，教师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办事也十分认真。比如，有一户农民被划为地主，他们根据实际材料，认为是错划，就联名写信向土改工作团提出意见，力求做到公正。而对于干部中的不法行为，也勇于提出来，要求处理。所以在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时，农民们舍不得有些队员走，热情地加以挽留。
至于教师们此行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谭其骧教授日后在思想改造大会上的自我检查中看出。他在检查中说及自己积极报名参加土改的动机，除了“无可奈何”、“奉命参加”、“过关思想”之外，还说了几条很可注意的想法：“光荣感，认为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工作队员，是非常光荣的”；“立功思想，自己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企图参加土改为党、为新社会做一点事，多少立一点功”；“面子问题，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参加就会被人瞧不起”；“镀金思想，参加过土改就有了政治资本”。（据葛剑雄《谭其骧前传》所录）这里所说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到欧美留学看作是镀金，现在却把参加土改看作是镀金，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后来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复旦方面对葛迟胤的行为是默许的，自然不作什么处理，在他毕业时还将他留校任教，可见对这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但到得1957年，葛迟胤却因宣扬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闻理论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这与他骨头太硬，大概不无关系，因为领导上毕竟是不喜欢具有独立见解的人。60年代初，我与葛迟胤做过邻居，那个时候，只见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一点硬气了，要不是听到老学长的介绍，绝对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干部的，“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本来应与知识分子无关，但因为所反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重点也就在反贪污、反资产阶级思想上。
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教师又不管理财务，哪里来的贪污事件呢？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却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门，无贪污可反”的“错误观点”，于是教师们也只好挖空心思来检查。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即使从不动用公家信纸信封的人，也要借此题目，检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检查时就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爱护公共财物。”——这显然是为了要做检查而硬找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