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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张君劢、罗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钧儒、邹韬奋等各位，黄炎培、冷等各位，而前届参政员章伯钧、张申府亦参加，连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谈结果，推定左、罗及我共三人，负责起草几条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根据。当晚左、罗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换意见，而委托我来执笔。23日晚我写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24日集会。大家看了，我所写好的无甚修改，即依年龄为顺序而签名。第一为张表方（澜）先生，第二为褚辅成先生，余不必细数。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褚先生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写的共四条，其条文如下：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1939年春作者自重庆大后方出发，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途中常昼伏夜行，历尽艰险。八个月后返抵洛阳。（前排右三为作者，其左为随行秘书，其右为随行军事参谋王靖波）。
蒋公的表示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准备呈给蒋公。中共方面，则约了周恩来、董必武两位来面谈。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他们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他们出席，亦即不成问题。这是25日的事。27日早，蒋公约去见面，除面呈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我们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我们要求给我们监督兑现的权。蒋公对此两点，皆表示甚以为然。总结来说，就是接受我们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我们去劝他，并约第二天再见面。我们当将此意，即刻转告周、董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同人与周、董切实商讨，请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董二君讫未同意，仅允电延安请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见蒋公，即以周君已电延安为告，接续商量组织委员会事，甚为顺畅。临末，蒋公追问中共出席不成问题否？无人敢负责答复。于是蒋公严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们出席，即当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之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之一；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他们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请你们去告诉他！
那时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公顾不得吃饭，赶去访问周、董两位。既传达领袖的话，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请决定出席，勿负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无甚固执之点，仅谓必须候取延安复电。他们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所以周君对我们说，至迟夜晚必有复电。收得复电，马上通知我们。政府诸公关心此事者，都向我们问消息。我们皆做乐观的答复。因当时空气确实不像有问题的。但不料我同黄先生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电，到底不得复音。天明周、董两位亲来见我们，说电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不便出席。经再三恳谈，终无法相强。已到开会时间，忽于电话上，蒋公亲语黄先生，嘱我们代表他，敦劝董、邓两参政员速即出席（因七参政员中实只有董必武、邓颖超在渝）。我们只得再跑去劝驾。他们自然不肯来，写了一封抱歉的信，声明没有党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们赶至会场，将此信回复蒋公，大会早在开幕了。
我们将信面呈蒋公，并代为解释，说他们第因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公当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人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为是等到他们出席后，便可选出周恩来参加主席团。
延安提新十二条
到了第二天，3月2日黎明，我同黄先生又用电话询问周君。复言延安电报已到，我们正色然而喜，却不料其又有十二条的提出，要当局接受了，然后出席，十二条件如下：
（被检）
这是所谓新十二条，比较前次十二条降低甚多（），但不论条件高低，我们从来不预闻讨价还价之事。我们是以国民立场过问国事，本着我们的主张和信念（见前述四条）而奔走努力。我们并非做和事佬，调停的人。何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国民党方面的情绪如何，更不必说了。
一个委员会问题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团的五位，当日选举出来（有左舜生、张君劢），自无周恩来在内。正午十二时同人聚于一心饭店，商决我们今后动止如何。我提出意见说：中共的十二条我们实不愿加以讨论，况且逐条磋商，必致延过了参政会期；要当局一口答应，又万无此理。可否向他们作如下的商量：
一、原提之第十二条，今事成过去，不必再议；二、原提之第十一条，似相当于我们所主张的那个委员会，请按照我们的四条主张继续进行商量；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条都暂不讨论，候那委员会成立时，交委员会裁决之。
此即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而委员会如何组织，则请周恩来先生和张岳军（群）先生直接见面，较易解决，更加上君劢、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请领袖核定，一经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员会，而一面中共出席参政会。若能在此届大会内终得圆满出席，尚足以安慰国内人心及国际友邦之望。
。。！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2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2节 抗战以来自述（3）
个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极，我的意见未被采纳。结论是：我个人可以单独进行，不与大家相关。黄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要进行，我劝你先问得张岳军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君劢先生对我说：你欲晤张岳军，我可替你向他约个时间。张表方先生亦鼓励我。我接受了几位先生的美意，自愿试一试看。
3月4日乘张岳军先生过访，相谈甚畅。他还提到二十八（1939）年秋间，我从华北回来，力主军队应属于国家之说，当时不过一空想，而今则居然得到两党的承认，何等可喜。又说：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国之道更无余义矣！但我提议请他们与周君恩来直接商谈委员会事，他却说且待请示最高当局再说。于是我再三叮咛，请其于请示好之后，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访君劢先生，恰又与岳军先生相遇。他说：今晚蒋公在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他亦被邀陪坐，届时定可答复我。而在他走了之后，君劢极力劝我不必等待他，尽可先访周恩来。我想亦无碍，就去访周，未谈眼前具体之事，而从根本大端上有所讨论，如军队统一于国家等问题。其详容另记。到晚上，嘉陵宾馆席散后，岳军招我于一旁，问我曾否进行，若未进行，过了明天再说。我转问何故。他答：蒋公定于明天（6日）亲自代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并希望参政会对此问题有所表示。所以我们看了明天的形势再进行。言罢，匆匆分手。
周恩来的意见
我闻言，急觅君劢商量。我说：不知蒋公将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作何表示？假若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之宣布，参政会之表示，作一转圜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圜，我愿尽今夜做一度努力，请你代约岳军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蒋公出席参政会之前，能洽商一结果。君劢允为照办。我即刻访周倾谈，当夜宿于周家。
我对周君诚恳地爽直地说出下列两层要紧意思：
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嘱托张岳军候我消息。我们都是爱护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来请教你，要赶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俾大局从此转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商量时最好请你与张岳军直接谈，而第三者参加讨论。委员会事确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员会解决，请先出席参政会，以慰各方之望。周先生答复我的话，总结有下列几层：
一、由于王秘书长（世杰）何部长（应钦）连日在大会上的两次宣布，我们出席参政会问题，可说已成过去，不必再谈。我们固不知蒋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响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里，坏亦坏不到哪里。——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开参政会出席问题，我们不拒绝任何的商谈。像是各方合组委员会的问题，尤所愿谈。委员会如成立，一定参加。
三、同张岳军先生直接谈，无所不可，梁先生问得张先生同意，我马上去见他。
四、前于3月2日有一件签呈，系以周恩来名字，作为下属长官（不作为党派关系）口气，列举几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