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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化贞尚在狱中。迟至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追论广宁失事，在众多廷臣的坚持下，才把王化贞斩于西市，“以平公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
熊廷弼之死，时人认为，由于杨涟、左光斗等公开对抗阉党魏忠贤，并替熊廷弼说话，亦决定和加速了对他的处决。所以都说：“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谈迁：《国榷》，卷87。王化贞虽得到阉党支持，也终未逃得一死。可以说，熊、王都做了朝廷内部党争的牺牲品。质言之，是阉党祸国毁明的牺牲品。特别是熊廷弼作为一代杰出的统帅、军事家，被诬害致死，确是明朝一大损失。人们不禁感叹：“廷弼死，镇辽者益非其人”，所作所为，“必尽掷于强邻，而社稷随之矣”。谈迁：《国榷》，卷87。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1）
广宁之役后，明与后金的战争进入暂时间歇的状态。
努尔哈赤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夺取了沈阳、辽阳、开原、铁岭、广宁等大小城镇近百座，领有的疆土飞速地成倍增长。这与后金有限的实际力量不能不产生严重矛盾。努尔哈赤懂得巩固已有战果和建立稳定后方的重要性，有必要暂停对明的大规模征伐，以便腾出时间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广宁战役一结束，他就返回辽阳，着手建设新都城。在明辽阳故城东、太子河东岸重新营建一城，名东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他在新都城还没住上三年，又发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无论伐明、征蒙古、威胁朝鲜，都是一战略要地。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再次把都城从东京迁往沈阳《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4。。这是政治重心的转移，也是牢固地建立起与明争战的一个新的大本营。在这期间，他还大力整顿内部，训诫群臣，阐述为政之道，制定各种措施，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使后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征抚并用，加强了与蒙古的同盟关系，从而扩大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所有这些，都使后金在短短三四年基本和平的环境中得到了较迅速地发展，不仅补充了在战争中已损耗的力量，而且给他继续对明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物资条件。
明朝失掉广宁和丢弃关外大片土地，好像只伤了点皮毛。但辽东地区所处的战略位置，使它同京师乃至全国的安危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辽东每一城一地的丧失都会引起京师不同程度的震动。但明朝统治者的决策，只顾眼前。在经历短暂的痛苦呻吟之后，它命官选将，收集残兵败卒，征调各地军队，只得固守山海关。
当广宁失守的消息刚传到京师，熹宗和廷臣们都惊慌得六神无主，他抓住首辅的衣襟，急得哭泣起来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卷8。。当时，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选一得力将帅，速往前线，应付军事上危险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知理亏，害怕追究他失广宁的罪责，就自请去山海关前线督师。熹宗如获救星，喜出望外，马上给他加官晋爵，赐蟒玉及尚方剑。可是，明兵“屡败之后，人情入关一步便为乐园，出关一步便是鬼乡”。《明熹宗实录》，卷4。张鹤鸣逗留十七天，始抵山海关，“无所筹划”，只迁延时间而已。最后，便以病为由辞职归家《明史张鹤鸣传》，卷257。。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明熹宗实录》，卷14。。他顾虑重重，“胆落于（辽）东”，为“苟全性命”，避杀身之祸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接连三次上疏，“力辞重任”，拒不接受这项新任命。熹宗恼怒，斥责他“托词避难”，完全失掉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明熹宗实录》，卷15。从此，再无人肯任经略。于是，就采取廷臣推荐的办法，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只要皇帝批准，必须上任。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吏部等衙门尚书张问达召集九卿科道众臣于中府推选经略，每人给一支笔，在纸单上填写人选姓名。与会者议论纷纷，直到天黑，才把每人填写的纸单收上来，统计票数，以荐举王在晋者为最多。当初添设兵部侍郎，并由王在晋担任，“原以备经略之用”。这样，王在晋成了当然的经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推选结果一报到熹宗，当即批准。八日，正式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明熹宗实录》，卷15。。皇帝给予如此崇高的职务，王在晋并不认为是一件好事，他深知“为此地（指山海关）经略难之又难”，不愿任职，请求辞掉。熹宗不准辞，令他“刻期就道”《明熹宗实录》，卷15。。他明白如不接受这项使命，“则以国法绳之，词严而义正”。《明熹宗实录》，卷15。有鉴于解经邦的教训，他不敢再辞。
经略驻地山海关山海关，又称榆关，以古渝水而得名。见杨雨苍：《临榆县志》。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一关”。它背靠峥嵘险峻的燕山，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似蛟龙起舞，飞腾直上，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的南面，向着万顷渤海，长城的起点，如龙头伸入海中，畅饮着千层巨浪。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盖出此意。整个城垣与长城相连接，以城为关隘，形成为浑然一体的锁关之势。诚如清人所赞：“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道雄关创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规模还不大《明太祖实录》，卷150。。为防御蒙古及后来的女真（满），洪武以后历朝不断增修扩建，直到明亡前夕，它还在大兴土木，继续增修。终明之世，积二百余年之功，山海关堪称铜墙铁壁，成为蒙古与女真（满）人不可逾越的天险！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2）
山海关对于明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它正好处于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必经之道。明人概括山海关的战略作用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明熹宗实录》，卷31。自明与后金争战以来，山海关尤其重要。它是明进兵辽东的总指挥部，也是积聚兵员、储备粮饷的后方基地。自从失去广宁，兵民尽撤，蜂拥进关，“（辽）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外几成异域。”《明熹宗实录》，卷33。“今日全辽丧尽，山海之外，奴虏充斥。”《明熹宗实录》，卷15，明兵撤出关外，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为蒙古喀喇沁部占领。这时，已无前后方之分，山海关直接暴露在后金面前。但后金兵追赶明溃兵至宁远而回，并没有占领各城镇，主要原因是后金兵力不敷，不敢分兵久驻。自广宁以西，诸如大小凌河、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地，这一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双方的侦察与游击兵不时出没，互有斩杀。尽管如此，善于疾驰的八旗铁骑随时可达于关门之前。因此，明朝将帅仍存有危机感，时时担心后金来攻关。所谓“辽沈没，始急广宁；广宁失，始急山海，而山海之外不闻有后著也”，正反映了明朝上下的普遍恐惧心理。《明熹宗实录》，卷19。在明朝的战略家看来，保卫山海关简直关系到他们的存亡。枢辅大学士孙承宗指出：“关门系天下安危”《明熹宗实录》，卷28。，“当今急务，莫急于守山海”。《明熹宗实录》，卷15。巡抚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也说：“天下之安危，仅视榆关一线。”《明熹宗实录》，卷31。如果“关门震，则内地与之俱震。”《明熹宗实录》，卷25。在防守山海关这个根本问题上，明朝的文臣武将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山海关，紧急征调全国各地精锐集结于此。很短时间，“关城聚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明熹宗实录》，卷39。，“官与兵云屯猬集”《明熹宗实录》，卷31。。天启二年（1622年）底，已集中兵力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九人，马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匹《明熹宗实录》，卷24。。次年秋，马步兵员已达十万《明熹宗实录》，卷31。，到天启五年（1625年）略有增加，达十一万七千零八十六人，马匹有五万九千五百匹《明熹宗实录》，卷57。。实际情况表明，明朝投入如此雄厚的兵力已经超过后金的总兵力，其财力也非后金所能相比。可以说，防卫山海关是不会成为问题的。正如御史汪裕疏言：山海关“现存之兵，御侮有余，定额之饷解给无难”。《明熹宗实录》，卷57。
问题的关键是确立什么样的防御指导思想，兵力部署是否得当，以及将士是否决心要打。
新任经略王在晋并不懂军事，但很自信，喜欢夸夸其谈。他编辑的《三朝辽事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他的奏疏和评论尽收入该书，却恰好暴露了他的这一弱点。凡所议辽事及其战守，摇笔动以千言乃至数千言，叙事辩理，娓娓动听，但只要与实际情况稍一对照，不过是一番阔论，纯属纸上谈兵！孙承宗评论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明熹宗实录》，卷20。，正点中了他的不足。还有，凡与他政见不同、意见相左的人，如孙承宗、袁崇焕等，他都加以诋毁。这反映了他为人偏私、狭隘的一面。当然，在他所有的议论中，某些看法也不失为真知灼见，但他本人并不准备实行，这又表现了他言行不一的坏作风。
广宁失守后，他曾提出守山海关的具体措施，说：“臣以为守关必外有城郭为藩篱，有营屯为犄角，有烽堠以严瞭望，有哨探以通消息。关以外尚为我之地面，然后可容布置。”又说：“倘乘此际虏骑未侵，急率兵出关，收复宁、前，徐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