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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连接广州和云南省会昆明以及老挝、缅甸的贸易线就经过这里。谁要控制了位于右江上游的这个城镇，谁就控制了整个广西西部。
这个地区有２７０４４０平方公里，只比罗马尼亚的领土小一点点。
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看中了这块地盘，选定百色为起义的地点。
１１月初，信使送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对邓小平计划的指示：同意，地点合适，时机也有利，国民党领导们正陷入内部的权力争斗之中，所以分不出精力。
尚无经验的政治委员和他的军长以惊人的自信心，把在左江的军队改编成红军第八军，把在右江的军队改编成了红军第七军。现在，反抗反动的卫戍部队和地主们的起义可以沿两岸发动。邓选择１２月１１日作为起义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广州工人起义失败了。
一位当时的指挥员回忆道：“在１２月１１日的清早，天气很冷，云层很低，下着蒙蒙细雨。还不到８点钟，我们让士兵、居民们到广场上集会。集会开始了，会场上悬挂着有镰刀和斧头的旗帜。
邓小平讲话以后，张云逸也简短地讲了话。
并宣布建立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宣布各负责人的名字。“
真正的斗争现在开始了，即“推翻国民党，消灭贪官污吏和残暴的地主，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斗争。集合平静地结束以后，革命者们在百色张贴了布告，布告上简要地概括了两个讲话的内容。就在同一天，在下游５０公里远的平马城（今田东）的墙上，也见到了同样内容的布告。布告上署名的是邓斌和张云逸。
张云逸我们已知道了。
那么邓斌是谁呢？
难道是一名新的干部吗？实际上，邓斌就是政治委员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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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百色苏维埃政权以后，邓小平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及组织武装力量。他把第七军分成３个师。起初共有兵力５０００人，后来发展到３万人。
反政府的武装力量的司令部就设在他住宿的地方。壮族领袖韦拔群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
邓小平从百色出发采取军事行动，他的联络中心设在右边一条江的岸边。他偶尔去左边那条红的山谷中进行调查。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左江苏区，并把３０００名士兵改编成红八军。
这样，２５岁的政治委员邓小平便指挥了一支有８０００人的军队。
除此以外，他还领导了在右江的１１个、左江的６个苏维埃政权机构。
尽管靠近左江的据点又小又弱，但意义极大，因为法国在龙州镇派驻有代表机构，这个机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被共产主义者占领了。在印度支那边境内约３０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越南游击队的活动。
１９３０年２月９日，在中国同志们的支持下，越南革命者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者的起义。
１９３６年，邓小平对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龙州苏维埃政权和１９３０年发动工农起义的越南人有着关系。法国飞机轰炸了龙州，我们打下了一架飞机。”法国人在数月以后对此进行了报复。
当革命军人和农民们在河谷收割庄稼的时候，邓匿名前往上海汇报。经过近２个月的旅行，他正好赶上了政治局召开的名声不好的整风会议，所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发挥了他关于“极端革命形势”的论点。但是，那是十足的荒谬的理论！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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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中国以至在全世界，革命已全面展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只需要进攻几个大城市，这样，其他地区就像撞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轻易攻下。
他要求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武汉。
根据他的指示，所有的红军都应向这个长江中游的大城市进军，并沿途解放其他城市。
后来，在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党的领导也宣布了这个自杀性的行动计划。所有来自各苏区的９４名代表都没有提出反对。
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以后，邓小平又乘上了去香港的轮船。
两个半月以后，邓带着新的指示返回了右江苏区。
此时，反革命开始嚣张了：法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左江苏区，消灭了红八军。在危急的情况下，邓小平立即召集他的指挥员，并且宣布：红七军转移出左江苏区，接着进攻广西省第二大城市柳州，然后朝东向邻省广东进军，攻击广州。根据极“左”路线，党交给邓的第一个任务是：解放华南。带回的党中央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邓的指挥员们把这份“左”倾激进的人在办公桌上杜撰出来的计划说成是让人升天的命令。受人尊重的那位壮族领袖请求会议别把剩下的右江苏区作为牺牲品。在邓还在沉默时，其他人都赞成向西、向邻省贵州进军。在那里可以继续开创苏区，危险也少。
静听了一段时间以后，邓仅仅承认反对者的一个意见是正确的：向西进军问题要少些。但是，他在同时又强调，向东进军将有更大的革命意义。结果就这样定了，政治委员的话最有权威性。干部们最后一致决定，壮族领袖留下来，率领１万名士兵保卫百色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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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卫苏区的斗争只持续了６个月，然后就如裂开的大堤一样崩溃了。上千名勇敢的壮族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右江河水。反革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
１９３１年１月，继左江苏区之后，右江苏区也被摧毁。两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
１９３０年夏末，在邓小平的率领下，２万名战士开始执行一项自杀性的命令：第一旅和第二旅从平马开始运动。第三旅则开始了近２０００公里的长途行军，指向在北部的小镇东兰和凤山。
１０月初，这里山区的夜晚已相当寒冷。此时，第七军在百色以北４００公里的河池会合了。领导者们在这里把军队结构最后定了下来：把３个旅扩编成３个师，邓斌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参谋长。
一位同志在１９７８年回忆道：“我们离开了右江根据地，从河池和怀远出发向柳州挺进。沿途，我们进攻了村慎四把和长安。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战士打得十分英勇。侦察队发现，敌人派增援部队去柳州，以加强防守。我们的党委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不去进攻柳州，而由长安转向湖南方向。我们决定，去江西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师。”
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之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党“白狐狸”
的军队在军事上远远地占有优势，即使红军攻占了柳州，几天以后的结局也会与南昌一样。
至迟在这个时候，对邓小平来说已明确了：他的军队不可能沿途再攻占任何一个大城市了。对中央交给他的“解放”华南的任务，他开始沉默。这样，邓命令避开柳州，实际上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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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不与“白狐狸”发生战斗，在继续行进中也受到追兵的袭击。每一次散兵战，每一次小战斗，都消耗了军火，更严重的是牺牲了战士。邓小平的部队越来越小，在沿湖南边境的撤离中，第七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委员把他的军队编成了第５５和第５８团。
当军队抵达三省（广西、湖南、广东）交界的连江时，冬天已来临，气候又潮又冷。隘口成了滑雪道，淌水处成了冰冷的过道。国民党军队又时常突然出现，比这更糟糕的是行军路上的山峰、森林和江河难以越过。
在广东，乐昌江（今天称为武水）洪水暴涨。从南方来的人进入江西必须在这条江的上游处横渡过去。这里，从２０００米高的山中泻下的江水奔腾汹涌。
一位指挥员写道：“东昌江又深又急，翻起的波浪溅起浪花。若要涉水过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陡峭的对岸，我们发现了两只小舟，这使得我们有了唯一的横渡的机会。政治委员邓斌登上了一个山岗观察地形。
他和张云逸军长一起决定，第５５团在他的率领下首先渡江。
第５８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和后勤队一起随后过江。
下午３点钟，邓和他的部队渡了过去，并占领了对岸，没有遇上敌军。
５点左右，第５８团的大部已到达对岸。等待渡江的还有一个警卫连，两个步兵连，一个带有战地医院的卫生队和后勤队——约６００人。突然，响起了枪声，当船回转开过来时，我们已知道，敌人沿韶广公路向我们追来。“
岸边的战斗异常激烈，张云逸和他还剩下的６００名战士不得不撤离阵地，后来在另一处地方横渡了乐昌江。邓小平和剩下的部队则独自向江西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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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失惨重的江边战役的两个月后，在江西省的小城崇义，两支队伍的红军又会合了。幸福和悲痛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因为２万名战士只剩下６０００人。
政治委员让精疲力尽的士兵们首先休息，他则带上几个随从出发到村镇界坝，与驻扎在附近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取得联系。
在回程的路上，邓小平的侦察员突然听到距离不远的崇义传来交火声。不久就确定了，邓的团受到敌人自背面的进攻。
邓小平要来一张纸条，他在上面写道，他估计遇上了袭击，因此无法回去。军队应当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向毛泽东的井冈山前进。他把纸条交给一名通信员，然后动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