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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汇报他的悲壮的使命。
邓斌独自一人经过庙下关口，长途跋涉进入沿海的广东省。在南雄，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游去的客轮。他以前一样，这位受过训练的干部进行了化装；在登上去广州的轮船时，他又装扮成了一名商人。
４月中旬，他悄悄地越过了英国殖民地的边界，从香港再乘船回到了上海。
他想通过报告在上海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他要提出放弃必然导致灭亡的李立三路线？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已晚来上海好几个月，因为在１９３０年９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结束了激进的“左”倾冒险。当邓小平乘船进入这座海港城市时，布尔什维克人已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他们的掌权时间整整持续了４年，造成的损失远比李立三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
邓小平在广西的使命，以上千人的牺牲而告终。如果党给他的第一个任务给他带来了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有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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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都要吸取的教训，在广西的使命给他带来了力量，使他在后来能对付战争年代的挑战和克服物资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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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里尔：
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东山再起
罗斯·特里尔原系澳大利亚人。
１９７９年加入美国籍。
他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政治，是在国际上享誉较高的中国问题专家。
确立特里尔在学术界地位和声誉的是他的长篇传记著作《毛泽东传》。
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曾多次访华，并采访了许多会见过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同时参阅了４０多种重要文献。特里尔的这部著作，记述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活动，涉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书中穿插了对毛泽东周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描写，特别是描写了邓小平在毛泽东晚年的不少重大活动，分析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
特里尔认为：“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特里尔还指出，毛泽东与“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他多次主动向外宾介绍邓小平，赞扬他是“实干家”。毛泽东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作风不满，但“四人帮”
‘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特里尔的文章还向读者描述了邓小平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细节。
下面的段落是从特里尔的著作中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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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使来宾们大吃一惊——那不是邓小平吗？
他与中国领导人站在一起，迈步时略有点不稳，但看上去并未因６年的磨难而损害健康。
这位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过去总是远离毛泽东坐着，如今，他又在那里微笑了。他礼貌地点头向记者们打着招呼，他很高兴能重返工作岗位。
他透露说，他曾在江西省的一个干校里劳动。
现在他是副总理了。几个星期后，毛泽东表示他现在认为，１９６６年以来批判邓小平、撤邓的职“太过分”了。
看来，人民大会堂里的气氛是和谐的。
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很可能是他让毛泽东接受这个建议的。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曾经依靠地方部队的司令员们击败林彪，这些精明而讲究实际的老军人大多数都是邓小平的好朋友。毛泽东已经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的高级军官打开了大门，邓小平当然是他们中的主角。
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不单是“左派”与“右派”间斗争的一个结果。
毛泽东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他那对真理的追求，这一切都使本来已经拟定的计划不得不经常变化。……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寒冷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里，澳大利亚总理正和周恩来讨论孟加拉的问题，一位礼宾人员走过来，递给周恩来一张条子。
周恩来立即对高夫·惠特拉姆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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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私下谈句话吗？“
“可能是毛泽东吧？”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一张便笺上草草地写了这几个字，然后递给坐在身旁的外交部长。当然他猜对了。
那天下午４点半钟，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飞驶过长安街，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一位中国助手站在车旁，平伸出手掌，挡在车门框上，以防贵宾出车门时碰着头。
在随后的１００分钟内，毛泽东一面用瓷杯子品着茶，一面将自己的人生观和政治观点坦率地谈出来。
他此时已近８０岁了。
在向惠特拉姆解释中国的军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有所不同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有军事经历的平民。”
惠特拉姆对毛泽东说，这位副总理曾告诉澳大利亚来宾，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和“十大”
，但是，没有参加“九大”。为什么邓小平没有参加１９６９年的“九大”呢？
外宾们很少问毛泽东政治局的事务，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毫不介意。
他答道：“因为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
毛泽东和极“左”派分子在解放军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１９７３年末和１９７４年初的那个冬天，毛泽东使各大军区司令惊得目瞪口呆。
在１１位军区司令中，竟被他调换了９位。
这种举动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把事情办得干脆利索，只能听到一些牢骚，却没有听到枪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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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在行动之前毛泽东没有恢复邓小平的高级职务的话，假如不是由邓小平把调动职务的消息告诉每一位怒气冲冲的军人的话，人们可能会怀疑毛泽东是否调得动这批人。
１９７４年５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长引导客人各就其位。按照迎接外宾的惯例，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但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
，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出席作陪，却坐在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紫禁城内新的座次格局，与许多国家政府的内阁改组的座次相当。摄影留念亦如新闻报道一样。
４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时，周恩来还是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自己”的座位上；那些次要的官员通常均在外宾的左侧方向就座。
这种方式历来如此。多年来，当毛泽东与某一外国政治家进行官方会晤并摄影时，周恩来从未坐在另外的地方。而现在，他永远不会再坐在“自己的”原位了。
满载２８８５名要人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向人民大会堂。
街上的行人猜测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
开会日期一拖再拖，以致成了海市蜃楼式的幻景。
全国人大看来好像又重操旧业。周恩来重新露面了，并且给人一种权威人物的印象；公布了一部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和农民有少量自留地的权利；宣布新政府中的人事任命中几乎没有极“左”派分子；邓小平的地位上升了；会议的文件强调秩序和经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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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周恩来观点的胜利吗？难道不是极“左”派分子“批林批孔”得意时刻的告终吗？难道不是为邓小平鸣锣开道吗？
几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和王洪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王洪文这个“直升飞机”强烈要求毛泽东给极“左”派分子更多的工作。他暗示——这是江青的主意——周恩来的病情并不像所“假装”的那么严重，而且在医院外面忙着策划今后的事态发展。
毛泽东不赞同王洪文的计划。
此后不久，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搞宗派活动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他微笑着说：大家都有错误，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我跟林彪就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嘛。
他又插了一句话，赞扬邓小平是个实干家。同时，他向同事们提出要警惕再次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危险。
周恩来的逝世，使邓小平试图安排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时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支柱。
极“左”分子看见绿灯便往前闯，试图组成一条完全不同的权力阵线。江青在这场赌博中，要下最大的赌注。张春桥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又诡计多端，胜过江青一筹。他在幕后可能支持江青，也可能不支持江青。
毛泽东本人突然采取完全不同的作法。他所注意的核心并不完全是组成“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
，他还在世，他觉得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毛泽东在隆冬又宣布了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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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团结并不是说不要阶级斗争。”毛泽东的又一条新年指示传出来了，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而邓小平从１９７５年中期（在周恩来即将去世之际）着手巩固权力时，“安定团结”这４个字恰恰是他执政的象征。
当政治局又一轮紧张疲劳的会议开始时，这些指示就如一团浓雾弥漫在空中。争论不休的两派就毛泽东的每一条指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