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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直到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才最终产生。这个官方评价积极肯定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在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之后，决议把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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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头指向对华国锋接班的安排上。甚至还在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１９８０年９月，就有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这种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封建式的。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华国锋在履行领袖职责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对他刚上任就搞个人崇拜进行批评。
到了１１月，政治局对华国锋的压力增大了，因此华国锋提出了辞呈，并建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一职务。当时，邓小平虽然几乎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但他仍然主动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并提名他的长期下属胡耀邦担任。毫无疑问，邓小平选择胡耀邦是为了胡能继承他的事业。这一提议显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几天以后，“所有的人都最后同意了”。
邓小平是出于要选择一个忠实的接班人以便能够将他的路线贯彻到底这一目的而力主胡耀邦当选的。但高层领导们显然是很勉强地接受了胡耀邦。这既表明胡耀邦的政治力量还很薄弱，也引出了胡的合法性的问题。据报道，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胡耀邦当选持消极态度，不仅因为他们对华国锋同情，而且因为他们对胡耀邦的主张也有疑问。还有一些人暗自将胡耀邦的功绩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所立下的功绩相比较，并且他们担心邓小平在党内形成他自己的派系。
邓小平不得不做大量工作说服政治局成员赞成他的提议。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的当选一方面有点像刘少奇，另一方面又有点像华国锋。就刘少奇的情况而言，他既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也是高层领导们一致拥护并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接班人。
考察一下高级将领对选举党中央新的主席所抱的态度，对人们的思路会很有启发。据报道，他们宁愿拥护邓小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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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原因是邓的资格老，而当初他们同意华国锋当主席是因为华同毛泽东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然而，要是按传统观念行事会引起不安定后果的话，那么，他们终究会支持邓小平的选择。胡耀邦的当选是对一个领袖人物所作的特殊的让步，这位领袖人物具有公认的地位，并且他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毫无疑问，这里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
在改组高级领导层的同时，邓小平继续为完善党和政府的各种准则而努力。如前所述，这些努力的目标是要防止个人专断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各种职能机构的权限。
自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提出应结束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以来，已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国务院已替换下年迈的高级干部，并且开始说服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职位，而进入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虽然邓小平的一些符合法定—理性原则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设想毕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防止个人专断尽管还有一些阻力，但已被官方反复地强调并且已深入人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即怎样才能使领导人以及高级领导层的选举规则化、程序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已不复存在，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地发号施令并让别人绝对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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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无法与邓小平抗衡
邓小平的政策确实引起过毛泽东的怀疑。此外，周恩来逝世后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使毛主席下了清洗邓小平的决心。但邓的下台不是为“四人帮”扫清道路，而是导致华国锋被指定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尽管老革命家们在猛烈的批邓运动中处于防守地位，但他们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并没有被打破。
９月，当毛主席终于与世长辞时，“四人帮”便完全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伞。
１０月初“四人帮”的被捕，不仅是他们再三违反正统原则的报应，而且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清除“四人帮”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返回领导岗位的条件和时机，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其余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的速度，对“左”倾分子清洗的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性评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毛泽东采取何种态度等等。
到１９７８年底，另一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例如政治自由化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评价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重新评价以往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从相对正统的方针向改革方针的转变，这种改革涉及到下放权力，市场机制和恢复私有成分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同邓小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力图与过去腐化的、正统的东西决裂。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毛去世后不久的联盟出现解体。到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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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反对向毛的象征性地位提出任何疑问的汪东兴的“凡是派”开始全面退却。
１９８０年底，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最后，１９８１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主席。
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无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灾难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但他们都缺乏兴趣去贬低“文化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他既是本来意义上的受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保护人）
，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个人的特别的行动，怀有痛苦的记忆。
介于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是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间运动的幸免于难者，这些官员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首。总的来说，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１９６８年以后，他们的地位有升有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作为一种类型，这些幸免于难者猛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来，他们受到的个人迫害当然很少。在推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策尽可能顺利地进行转变方面，他们抱有一定的兴趣。新时期刚开始时，人们普遍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为邓小平平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试图阻挠邓小平重新掌权。
“文化大革命”
的幸免于难者怀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要求重新启用邓小平，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帮助制定肯定华国锋地位的妥协方案。
虽然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期间，人们指责华国锋在启用邓小平的问题上起了不良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邓小平于１９７７年７月正式复出，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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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对毛以后中国的分析集中在华与邓之间所谓的继承斗争上，就无法抓住领导集团中新的力量对比的实质问题。
两人之间无论存在何种程度的紧张状态，他们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势均力敌的斗争；无论怎样斗，邓小平都会取得胜利。
对此，双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尽管华国锋的正式职务是主席，但许多事情很快表明：邓小平是事实上的领导人。邓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总能变成官方的路线和人事任命。虽然并没有建立狭窄的邓小平集团，然而遵循邓小平方针的人的权力，却不断地得到加强。对此所作的最好的解释也许是：邓小平可以经受得起政策的挫折，而不必担心对他的地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威胁。
有多种原因使邓小平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得到保证。关键的因素是：他拥有“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领导核心圈子中主要幸存者这一身份。作为经历奇特的人物，使他既被毛泽东两次清洗，又得益于他曾经是这位主席晚年的“亲密战友”之一。最热情支持邓小平的，是那些同样挨过毛泽东整的人；而更根本的支持则来自那些认定邓小平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长期合作者的更加众多的人。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他形成了一种战略策略，不如说是在早期耕作中结出的果实。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他能够“不负众望”。他不仅在１９４９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获得了作为政治家的很高的威望，而且在１９７５年形成了基本的经济纲领。这一纲领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立即付诸实践。这一纲领允诺给大多数部门和人们带来利益。华国锋把这个纲领当成他自己的纲领，并在官方的秘密会议上宣布它。但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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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邓小平是这一纲领的设计师。况且，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作为老革命家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经历，使邓小平在毛以后的中国上层机构中，布满了与邓有着重要联系的人物，以及更加众多的习惯于把邓小平视为最高权威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