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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在农村推行改革,并取得了成功。
1984年起,他开始在城市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为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实行了按劳分配,允许存在收入差别。
到1986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他为责任制经济奋斗了几十年。他不喜欢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但在1978年前,他未能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80年代初,他几乎获得了制定中国发展政策的全部权力。
计划经济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使他的步子放慢一些,但他不会轻易作出妥协,因为这也许是他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后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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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谋求平衡运用到了处理外交问题上。他历来以对俄国人态度强硬著称,但他也和刘少奇一样,始终认为与苏联保持和平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在处理对苏联的关系时,他极力把政治与经济分开。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自1978年以来,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折,但还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美国帮助,邓小平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美国的新朋友们不要利用这种朋友关系。邓小平时常提醒美国,他对现存的美台关系不满。
一位女网球运动员叛逃到美国后,他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时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质问说,美国人怎么能不把他们朋友的女儿送回家,而过继给自己。
中国外交界人士多次指出,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将遇到危险。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既然是朋友,就不应该干涉别人的家事。对中国人来说,朋友关系很容易发生变化。
邓小平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政治前提是,苏联从中国的边境地区和从中国的邻国撤军。
朋友就不该包围对方。
1979年的中越战争,被看成是由于越南进攻中国的盟友波尔布特,而对越南进行惩罚。越南的作法不可思议。中国曾倾全力援助越南人的事业,但此时却发现这位“小兄弟”背叛了“老大哥”。这两位以前的“兄弟”之争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显而易见,邓小平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们的行为像个朋友。不但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提法失去意义,而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也逐渐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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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由于中国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霸权支配的世界的革命领导者,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义务感也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也宣称愿与国民党谈判,只要他们接受中国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就允许他们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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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魏克德:
邓小平不搞阴谋诡计
埃尔维因·魏克德是德国外交家。
1976—1980年,他担任联邦德国驻我国大使,会见过我国不少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多次见到邓小平。
他出使中国期间,正是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通过拨乱反正,开始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他目睹了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继而第三次复出的过程,目睹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包袱重重的中国开始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焕发出新的生机的惊人变化,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高兴和鼓舞。
魏克德结束在华使命,返回故国以后,写下了《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书中披露了作者在华期间亲身经历过的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特别是介绍了他多次与邓小平交往的不少材料。作者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谈到了对邓小平的印象、对他的评价。在西方人士谈论邓小平的言论、著作中,魏克德的这部书是材料比较直接、观察比较细腻、立论比较公允的一部代表作。
有必要指出,国外不少人把邓小平看成是所谓“自由主义者”
,魏克德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魏克德的这一见解显然是正确的。
下面的文字是从魏克德先生的回忆录《1976—1980年:我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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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使》一书中摘译出来的。
他身材矮小,也许他是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人物中最矮小的一位。但如果国家领导人排列站队时,可以肯定,他不是站在最后,而是站在最前面。
他和其他中国领袖人物一样,很少谈自己的事,但却非常健谈。他不谈他本人和他家庭的不幸遭遇。他遭到过谴责和诽谤。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对他的攻击是如此蛮横,以至人们为他的生命而感到担忧。他的一位亲密的同志,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曾对我说,他当时决定把左轮手枪常常放在身上,以备安全。
若有情况,就击毙“四人帮”。
我相信,他当时有这种考虑。
在一生经历中,邓小平有过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1933年,他当时29岁,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被毛的政敌打倒了。第二次更为严重,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下去了,7年之后,1973年他才东山再起。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在这一年第三次被打下去了,这一次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在第二年——1977年的8月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他和客人谈话时从不涉及这些已流逝的岁月,也不谈他的第三次复出。记者却常常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经历像《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可是,对记者们的这一提问,他默不作答。
他喜欢谈他老了,谈他现在的生活。
1978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有人问他,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对这个问题,他作了回答。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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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纸报道:“我不知道公元2000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将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邓小平说话敏捷,不乏风趣,富于幽默感,带有讽刺性。
他很活跃,口若悬河,但又十分持重,能克制自己。他久久地认真地听完别人的讲话,然后思路清晰地予以思考,对问题做出中肯的言简意赅的回答。如果他对客人的谈话有不同意的地方,他很客气很礼貌地说出他的看法。
我碰到过一次,他笑声朗朗,然后严厉地批评了中东的一个国家。如果对方谈话很单调,讲不出什么内容,他就捺不住了。在接见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齐默尔曼的时候,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视着他,如果客人未意识到的时候,他就冲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两口痰。
最后用食指敲打他的表壳。
他这样做,我不认为是不礼貌,人们可以很好的了解他。
1978年,一个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当时我说了美国人希望明年就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记者就这个问题问邓小平,他是否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笑了一笑说,我希望今年有这种可能性。听他这样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0月中旬,2个月之后,1978年12月,北京和华盛顿事实上已达成协定,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喜欢谈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1978年,中国放映了几部日本电影,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放映国外新电影,其中一部片子叫《望乡》,是描写从农村来的少女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被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她卖到一个妓院。影片中描写妓院里的暴行的情景是逼真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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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观众都为此而激怒了,引起轩然大波,群众将批评信寄到报社。最后,官方决定这部影片停止放映。当时,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后回国,听到这一消息。
他看了这部影片后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于是,这部影片又重新上映,并且还在电视上播出。为什么要放这部影片?
他说:“我们的人民必须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的情况,也不能对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闭眼不看,国内今天还有暗娼。”
人们也不要把邓小平看成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对所谓的“民主墙”
,即批评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大字报采取压制的办法,压下去了。
1961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出现不少问题,邓小平对人民公社表示怀疑,他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就撤销了人民公社。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火了:“是哪个皇帝的手谕?”
事实上,他既无金钱又无权力。人们没有指责过他与别人同谋争权。
他不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狡猾小人。
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有人说邓小平投机自己想当总理,或者说毛泽东逝世后他曾要求出任总理,这是不真实的。他总是说这个职务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
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东南亚国家访问时谈到中国革命的目的,他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也不愿把我们的贫困向国外输出。”
他知道他的国家落后。
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20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
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30年,在其他领域落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