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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３０年，在其他领域落后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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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在本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一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的国家吞并了。因此，我们今天尽可能让中国人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到中国来看看。
我不知道，在你们德国有没有一些人，他们害怕中国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在政治上影响他们。他们不必害怕，我们不会那样做。“
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种人不要占着位子。应该走开。他严厉批评说：“那些一向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人，走开好了，干别的去。”
我们没有听到过他谈思想教育的目的，以及社会改革、城乡矛盾、不断革命、两条路线的必然斗争。我相信，他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判定方针政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检验才是有价值的。今天的人们对此无需多加说明，情况已非常清楚。
邓小平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比人民公社的生产效果好。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并用一句口头语来表达：“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北京的一次大学生的大会上，江青指责他不要共产党的思想教育，说他的思想混乱不堪、偷换概念。他说：“无关紧要。”事情是谁引出来的？
毛泽东对此负有责任，他把人民公社搞过头了。要是事情脱离了实际，起不到作用，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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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改变它，修改计划。
如果我们怕因改变政策而丢了面子，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
人们认为，他对同时代的伟人，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尊敬不够。
“文化大革命”中间，人们抨击了他。但是，他对自己不同意的问题，有礼貌地、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意见。他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在毛泽东手下工作，他吃了不少苦头。
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职务交给他的老战友刘少奇。
以后他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负责重要的领导工作。
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失去了很多的权力，是刘少奇决定中国的政策。
刘少奇当时亲密的同僚是邓小平。
人民知道，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领导人。
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权力。
“文化大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从１９２０年以来，刘少奇站在毛泽东一边有４６年之久。
他们曾一起南征北战。
现在他被孤立了，被否定了。当时邓小平可以利用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公开作自我批评，人们能理解他，这样他还可以有惊无险地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毛泽东逝世以后，重新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消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同时也成功地摘下了华国锋的标准像。
今天，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可以肯定地说，他当初也是这样看的。有这种觉悟的一个人怎么会消极厌世呢？他是否曾经害怕过？人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无论如何他不会害怕灾难而屈服。
相反，宁可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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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像一些有胆略的人那样，在严峻的环境中以守为攻。
１９７５年，他和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分歧。在那次会上，他以四川省为例，描绘了中国农业形势的黑暗面。江青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她断言，人们今天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对此，邓小平尖锐地予以反驳。他并不害怕对他和他的同志的攻击。
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不加理会。
他反驳极左派。
一些中国人认为，在邓小平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代替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工作比他更受欢迎。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了人民的希望，极左派被捕，人民要求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犹豫不定，也许他觉得自己在经验和才智上比不上邓小平，当然，他还是将邓小平接回来担任领导。华国锋的这一举动仍受到人们的赞誉。人们看出，邓小平是适合很快推进改革的人物。许多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冷静、思考缜密的人。人们不必再担心出现突然转变航向的事。邓小平和拥护他的人不急于上台。
１９７９年夏天，他的作用还不大。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最后会靠边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力量系统加以扩大，同时把那些老式的、讲两条路线的政策的代表，也就是说那些认为凡是毛主席所作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即“两个凡是”的人——慢慢地从政治局排出去。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赢得了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它部分地失去了这一信任。邓小平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认为首要的事情是要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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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Ｃ．戴维是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
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他的两本最著名的著作都是关于邓小平的，一本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１９８４年出版；另一本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１９８９年出版。为了写好这两本书，作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来中国实地作调查研究，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学者和普通群众。他是抱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的态度写完这两本书的。他在书中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不仅描写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邓小平的人品和治国艺术，介绍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思想，赞颂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
Ｃ．戴维教授的视角和手法新颖独到，看问题比较符合实际。由此可看出Ｃ．戴维这位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专家的大家手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他说：“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
，“是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
他指出：“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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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比不上他。“他特别认为，近年来，”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这些看法，不无启迪思维之处。
当然，由于Ｃ．戴维教授生活在美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势必影响他的观察与分析判断，因而他的一些提法观点难免不妥、甚至有错误之处，他引用的某些史料也难免不十分准确，这不足为怪，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下面的文字是从Ｃ．戴维教授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两本书摘译的。
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毛泽东去世前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设计出了国家新的领导机构，这一结构毫无疑问会影响到邓小平长期离开政治生涯之后的中国的发展。……林彪的失败使得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上升，从而有可能在仍处于过渡阶段时，构思新的领导结构并在后来确立起新的领导体制。
这一新的体制有助于指导中国迈入２１世纪。
自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以典型的务实风格发挥自己的作用。
作为“文化大革命”
的参与者，他能够保持自己的总理职位。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林彪作为党的未来主席的地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周恩来承认了这一点。……林彪叛逃失败以后，周恩来常常代表毛泽东发表讲话，采取行动。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保护着邓小平。
正是他在１９７６年元月的去世引起了权力争夺的新的风暴。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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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也随之第二次从公众场合消失。
４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北京的人民群众以如此庄严动人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以致导致了“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进一步使邓小平受到牵连，使得他在党内的高级地位受到损害，同时也再一次受到谴责……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指责为“第２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常常承认他在历史上的错误。他的一家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之际也遭到许许多多迫害。邓小平本人总是显得敢于犯颜直诤。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就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