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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迅猛前进。
那个时候的水平，我想贵国也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到那个时候达到现在的日本、欧洲、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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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我认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２２年后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难的。我们清楚这些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制定了这个大目标。“
（２５日，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本来长得很丑，却按美人那样打扮是不行的。
丑陋是不能掩盖的，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才有希望。“
（同上）
“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
（２６日，邓小平在东京至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发表的感想。）
看到中国要搞“现代化”的这种焦躁感，我们日本人不是没有担心。尽管如此，中国迫不得已发出的奔向“现代化”的信号，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认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我们日本人感到内心有愧。
这就是战争责任，是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欠债。
日本损害中国的规模，如果按照中国声明的说法，人命１０００万人以上，财产５００亿美元。
这仅限定在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八年间的“日中战争”期间的数字。
人命无法用金钱换算。但如果按一个人一万美元计算的话，那么人的损失就是３５兆日元，物资损失是１７兆日元，合计５２兆日元。
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前一年的计算，当时１美元合３６０日元。而且，国家预算是９兆４０００亿日元。
现在，１美元相当于１９０日元，从国家预算为３４兆日元的日本经济水平看，假如支付５２兆日元的赔款，也许并不那么困难，根据我当时的估算，可以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强分２０年付清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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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中国虽然还保留着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显然已经没有要求赔偿的意图。那时，中国要人的谈话要点如下：１．中国不想利用外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２．一般来讲，让战败国支付巨大的战争赔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和平有害。
３．战争赔偿是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支付，所以是不合理的。
以上就是中国对赔偿的基本态度。
这个谈话是通过当时负责日本问题的赵安博转述的，廖承志又详细说明了上述意思：“中国没说不让赔偿，但也没说让赔偿。
我们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不过，作为一般的气氛，我们不接受那种因没有请求赔偿权的蒋介石放弃了赔偿，就认为中国也没有请求权的论调。“
在中国方面有了这种见解之后，似乎可以说，赔偿问题是１９７２年作为正式文件在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的。第五次论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他具有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
既然国家间的关系已由此开始，那么作为国家间的礼仪，就应该与天皇会见，这是中国的想法，大概也是邓小平的想法吧。
邓小平会见天皇时，恐怕没有联想抗日战争期间的战斗经历，也没有联想中国遭受的苦难。不过，既然中国不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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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革命外交”
，不想回到文化上的锁国主义上，我想他必然下决心使会见天皇这一国家性的礼仪圆满结束。
关于邓小平与天皇的交谈，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略有不同。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参加会见的汤川盛夫宫廷仪式官发表的会见内容概要）看，天皇首先致欢迎词说：“百忙中特意光临，十分感谢。尤其是今天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交换完毕，感到非常高兴。”对此，邓小平说：“这次的条约比想象的要好，意义十分深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我们要向前看，建立两国的和平关系。”
听到这些话后，天皇说：“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一时有过不幸的事情，我希望今后加深两国的亲善，长期维护和平。”
邓小平说：“正如陛下所说，我也有同感。”
将上述对话中邓小平发言的主要部分按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新华社东京２３日电）译出如下，如已报道的那样，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不同，成了承认天皇所说的“不幸的事情”的讲话。
“我们也认为这项条约具有深远的意义。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２３日，邓小平在宫中与天皇、皇后会见时的讲话）
中国方面把上述讲话放在天皇讲话之后，依然是针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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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所说的“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有过不幸的事情，但已经成为过去”
（据新华社电）的一种回答，我认为这是考虑到前后呼应。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宽容。如果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这一没有预定的发言的话，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人品，还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领是不可小视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责天皇的这个讲话不彻底，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也认为这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与事先协商根本就不谈相比，我以为还是谈出来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是否就说明对历史事实承担责任了呢？那时可能进而要求落实。不过，中国是来寻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不是寻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邓小平只不过是为了交换批准书才来日本的。
“这次我们受到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热情款待，对此十分感谢。与天皇会见，加上午餐，共２个小时，时间不短。我们都谈到了过去。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过去，天皇更放眼于未来。
天皇对条约的签约很关心。
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
（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的讲话）
关于尖阁群岛问题，他也给予了明快的解答。
对于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并不是没有人反对。
在美国，好像有人攻击说北京把尖阁群岛（他们的叫法是钓鱼岛）出卖给日本了，并支持“四人帮”。似乎他们自称是“美国革命共产党”。
香港的北京系统报纸《新晚报》也介绍了上述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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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说，据日本的园田外相讲，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后再解决也可以，但没有承认是日本领土。
既然没有承认，怎么能说是出卖呢？
结果，尖阁群岛是不是日本的领土，别说二三十年后，就是在这个《条约》有效期１０年后，问题怕是会再次提出来。
邓小平选择的是，与其强调尖阁群岛的所有权，使《条约》的签订难于进行，不如把所有权问题暂时搁置，好实现《条约》的签订。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来出现严重对立的话，那么正如我们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主张里看到的那样，这带有给他的政敌提供有力借口的性质。
然而，他以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回避了这个问题。
“尖阁群岛，我们叫钓鱼岛，名称叫法不同。
关于这一点，双方确实有分歧。
我想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好，放它１０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智力不够。我们没有达成协议，下一代人可能比我们更聪明吧。“
（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迎接他访日归来，十分热烈。我认为，这种欢迎不仅是为《条约》的批准而高兴，而且也是冲着邓小平本人的。他应该感觉到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许一下子想起政治上处于逆境时的孤独与寂寞，他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日本记者的言论，没有感到无聊吧。特别是那些经常访问中国的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人，曾与“四人帮”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他理应是知道的。
他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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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我们损失了１２年。在这期间，日本等国家进步了，所以合起来我们落后了２０年。
因为落后，就必须学习。“
（２５日，邓小平在经济团体联合举办的午餐会上，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士光会长等人的谈话）
在造成１２年损失的“文革”期间，他被遣送到农村。拜访田中角荣时，邓小平说：“你来到北京时，我正在北京郊外的农村。”
而田中角荣似乎没有理会这句话的含意，只是高兴得一个劲儿地喊着：“干杯！”
据说在田中角荣宅邸，邓小平偶尔显得面部无表情，那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吧。
他大概对来日本之前那些针对自己的非难和批判感到厌烦吧。
“无论什么事，都有反对者。在国内也是这样。一年半以前，就有‘四人帮’这伙人。”
（２３日，邓小平在拜访福田首相时，针对首相说“除极少数国民外，都赞成日中条约”所作的回答。）
“落后的中国，需要向日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