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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放锻炼，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是一句至理名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川干队抵达陕南后，对所有的干部都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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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需要进行了分配。为了使队员多受一些实际锻炼，按照当时“两头往中间挤，一律提任副职”的原则分配工作。多数县以上领导骨干，都没有按原级别职务进行安排。
１９４９年８月，江震奉邓小平同志电令赴南京接受任务，陈野苹也随同前往，但９月份他们到达南京时，邓小平已去北京。
江震和陈野苹又赶去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邓小平。
江震汇报时开头就说：“我到陕南后没有实现小平同志的指示，没有做县委书记，而是先做了地委副书记，以后又做了地委书记。”江震的话似是检讨，又非检讨，因为他的工作是由组织上安排决定的。
邓小平听了他的话立即干脆明确地说：“那个不算，不入党表。”这是陈野苹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的话言简意赅，极富回味。意思是说，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下放锻炼，今后的工作分配不以那里的工作职务为依据。
陈野苹感叹地说：“一句话八个字，就让人感受到了小平同志的性格和胸怀。”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初，重庆解放不久。
一天邓小平召集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和干部处负责人及有关同志开会，讨论干部工作问题。当时重庆市才接管，各系统、部门、单位都要进行整顿，需要一些得力的干部。
陈野苹当时是干部处长，他在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后，张际春部长和江震副部长又做了补充。最后邓小平讲话，他分析了当时重庆的情况后，对于当前的干部工作的急切任务只讲了９个字：“挂牌子、搭架子、摆摊子。”陈野苹很有感触说：这９个字真是“语言通俗，含义明确，而且回味无穷”。
后来江震对组织部的人说，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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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非常愉快。他交待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非常明确，原则非常坚定。
具体方法他并不多讲，给你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让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后，陈野苹也逐渐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特点有所感受。他感到“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
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而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上面讲的那句话９个字，就可以体现这种精神。“
１９５０年上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亦即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大会闭幕后，邓小平又召集了一次党组全体会议，是由他主持作总结讲话。他整个讲话没有用稿子（这是他的习惯）
，仅仅讲了９分钟，就宣布散会，与会同志都出乎意外，又惊又喜，觉得他的讲话既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方针任务，还很有份量。陈野苹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重要会议，恐怕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如果没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和高超的讲话艺术，是办不到的。我当时还年轻，作了记录，基本不差，可惜遗失了，甚以为憾！
可见小平同志多次批评冗长空洞、形式主义的会风，讲求办实事的作风，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中央经常提倡开短会，说短话，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会议，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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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盖隆：
他一分为二，善用辩证法
廖盖隆，１９１８年生，广东信宜人。
１９３８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
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山工作时有过一句名言：要按照辩证法办事。
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总结发言中，对这句话作了高度肯定。
他说：总而言之，就是如同太行山的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按辩证法办事。
周恩来同志也在５０年代的一次讲话中，说到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
廖盖隆同志怀着敬意地说：“邓小平是开创了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他接着说：“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所以，他总是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丝毫没有教条气，从不墨守成规。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幸和这位伟大领导人有过一些接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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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所知道的苏共二十大时的邓小平。“
辩证地看待苏联给予我国的援助
１９５６年２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团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谭震林、刘晓（中国驻苏大使）。当时，廖盖隆作为朱德的秘书，随朱德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起访问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５国后，先期到达苏联。几天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莫斯科会合。因此，廖盖隆对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较为了解。他回忆道：在苏联，代表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苏共二十大开幕前，苏方邀请朱德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６周年前夕，作一次电视讲话。讲话稿由朱德的秘书们写好后，朱德就请邓小平审阅斟酌。邓小平看得很快，也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看完后提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援和援助，支援和援助应该是相互的。因此，还要讲中苏条约签订后６年来中苏两国的互相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二是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例如，他把原讲话稿中写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自己国家经济的努力给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的“巨大的”
３个字删去了。廖盖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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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他提出的这两点意见就是他告诉我们要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看问题的一个最生动的实例。”
辩证地看待苏共二十大的报告
苏共二十大开幕后，代表团遇到的另一个更大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报告。当时我国还正是强调学习苏联，从不讲中苏两党间的矛盾和分歧的时候。所以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并未看出这个报告中的重大错误。廖盖隆说：这“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没有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去看问题”。
２月１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
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对前两个问题没有异议，但在对于第三个问题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上与报告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廖盖隆回忆说：邓小平对此就有明显的不同意见。他和代表团成员都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问题提出来，是否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
苏共二十大闭幕时，朱德又应邀出席当天下午一个工厂为庆祝二十大胜利闭幕而举行的群众大会。秘书们也事先为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邓小平在审阅时，明确指出，讲话稿中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要修改。后来，在２月１９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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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社论《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也有意地没有提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廖盖隆深有感触地说：“２３日，我看到了１９日的《人民日报》，所以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人民日报》关于赫鲁晓夫报告的评论，有些地方（关于和平过渡一点）颇为模糊不清，也可能是特别慎重的原故。
‘这就说明，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因为《人民日报》不提’和平过渡‘，并不仅仅是’由于特别慎重的原故‘。“
由此可见，邓小平当时的看法与党中央的看法不谋而合。
“他对苏共二十大报告清醒地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过渡’的提法，是正确的。”
１９５７年以毛泽东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一次由邓小平主持的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邓小平又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的错误和危害。随后，他还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辩证地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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