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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些楼房,就知道当年企业的红火和兴旺,有干净明亮的楼房住,有不远的地方可以上班挣工资,这是多体面、多让人羡慕的事情啊!”齐天翔扭过脸对李政说:“事实上,企业办社会还真是给政府和社会解决了不少现实问题,首先厂区和家属区相连,就解决了职工上下班的交通和奔波问题,其次是企业自身的教育、医疗都是为企业自身服务,而且还可以解决企业技术力量培养和新鲜血液的输送问题。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了职工住房和就业两个关键性问题,这不但对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也解决了政府的后顾之忧。大企业的存在不但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而且给城市提供了一个收入稳定的消费群体。同时,企业办社会,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管是自愿或被动,企业都要在建立初期,考虑并规划职工未来的生老病死和教育、住房等等问题,这样的未雨绸缪和规划安排,间接地体现着党和政府对职工的关怀,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企业凝聚力的汇聚,也给了职工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归属,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和谐的理念。反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呢,他们的目的是企业经营和赚取利润,似乎只要按章纳税,就没有了社会责任和义务需要承担,尽管提供了较高的工资,但却不再承担员工的任何义务,而且没有必要的保障,可以用你的聪明才智,却把你的养老、住房这些最要命的问题推给了社会,推给了政府。政府不但要承担保姆的角色,又要担任保镖、保安、保险、保障的所有职责,政府要建造住房让城市居民安居,要建学校让安居者的下一代受教育,要建立医院为安居者提供保障,还要建立更多的道路让安居者穿行于城市去上班,各种的公共设施需要政府投入和管理,即使不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政府去协调和监督管理,因为政府有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义务,有保障物价和服务质量的管理职能。有任何的不满和矛盾骂声总是对着政府,这样的政府管理不累吗?而全部推给市场呢,各阶层不同的需求和要求怎么满足,物价和供应谁来平衡,这都是矛盾尖锐的地方,而这些靠民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身上流畅着的道德的血液来解决吗?他们有这些良知和道德吗。”
“好,好,好。”李政一连串喊了三个好字,并轻轻地鼓起掌来,笑着调侃道:“刚才是谁说我反潮流的,这样的思潮不但反潮流,而且是明显的倒退,是给当今的大好形势抹黑。”
“你也别这么信誓旦旦的说我。”齐天翔撇了李政一眼,伸手指了一下周围,用力地说:“你问问他们,问问这个院子里曾经在这个企业工作的人,他们是不是怀念往昔的生活,而往昔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最怀念的又是什么?”说着话垂下了手,依然坚定地说:“当政府和媒体的目光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应届毕业生,以及民营、私营企业员工生存状态的时候,他们正日益被边缘化,甚至面临着被忽略的危险。这些改制企业的职工,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之间,年龄也大多处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上不到退休年龄,下也过了招聘或再就业的最佳年龄,而他们却肩负着上要赡养年迈的父母,下要抚养处在求学或就业之间的儿女,自身也在面临着每况日下的健康。就是这些刚刚步入中年的人群,他们却既享受不到国家的低保政策,又享受不到离退休人员的保障措施,日益应对着社会和生活的重压,日益被社会边缘和遗忘。他们没有老一辈工人阶级奋斗的辉煌,也没有老一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更没有新一代工人面对就业的洒脱和自由。由于社会变革的原因,他们当中大多被高考所淘汰,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父母工厂的接班人,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结婚、生子、住房、就医,都是企业安排,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或技能都是以企业的需要为需要,以企业的需求为需求,安逸地享受着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福利和待遇。‘砸三铁’的时代,他们年富力强,没有被淘汰下岗的危险,也失去了转岗和再就业的机会,但却没有躲过企业转制的厄运。相对于下岗或再就业,企业转制破灭了他们幸福生活的梦,一转眼企业已是物是人非,当年的企业主人转眼间成了聘用或安置对象,当年的年富力强让位于更年轻的就业者,学历和技能的缺失更是让他们无以自立,他们大多成为企业无用或无法面对的对象,加薪提职都与他们无关,相对优裕的工作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能默默地坚守着,忍耐着。拿着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住着原有企业几十年前盖的房子,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双重的压力,看着越来越华丽的城市,以及越来越高的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下来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未来还有没有,是什么?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渴望被社会所关注,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难以为继的困惑。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一份子,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好一个兄弟姐妹!”李政显然也被齐天翔的话语和情绪所感动,脸上升起一种神圣的虔诚的光,用力地说:“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哪怕只是一点点。”
齐天翔的目光深深地凝集在李政的脸上,很久才移开。
第三十六章 所为何来
白丰收能过来,闫博年很高兴,也知道他为何而来。
闫博年让白丰收坐下,亲自倒了一杯茶端到白丰收面前。
“怎么敢当,老领导还亲自为我倒茶。”白丰收有些不安。
“咱们老伙计一起共事了很多年,如今我也快七十了,你也马上就跨进六十的门槛了,即使我再想倒茶,又能再倒几回呢?”说到动情处,闫博年眼睛湿润了。
“快别这么说”,伤感的话让白丰收赶紧站了起来,连声说:“还不至于,不至于。”
由此也想到了当年自己做副秘书长时候,闫博年对自己的关照,心里充满了感激。
一番话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也是使得下来的谈话轻松流畅许多。
闫博年示意白丰收坐下,从桌子上拿起老花镜戴上,白丰收带来的材料很多,装着三个文件袋,就这样也把文件袋撑得鼓鼓囊囊。
闫博年先从第一个文件袋里抽出材料,看了起来。他看的很慢,很仔细,几乎是一字一句在读。渐渐地速度快了起来,翻看的动作也不由加大,胸脯也不停地起伏,呼出的气也粗壮了许多,尽管中间停顿了几次,喝口水舒缓一下,但看到第二个文件袋里的材料时,终于忍不住了,狠狠地将材料摔在了桌子上,暴怒地嚎叫着:“无耻,卑鄙,可恨,恶心。”一连贯的词句似乎还无以平息闫博年的怒火,他看着白丰收,恨恨地质问:“中饱私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寡廉鲜耻,禽兽不如,这还是一个高级干部的所为吗?这还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干的事吗?”
白丰收默默地低头拾起摔落到地上的材料,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低声说:“老领导,您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此前,白丰收一直静静地坐着,尽量不发出声音,怕影响闫博年看材料。白丰收知道这些东西拿给闫博年看,他一定会生气,但这样的震怒也还是他们相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我不生气?我能不生气吗?”闫博年的声音依然高亢并充满了愤怒,指着桌上的材料问:“这是全部的材料吗?”
“大部分都在这里了,还有一些录音和视频资料,都是访问当事人的录像和证明资料,很多,很凌乱,没有带过来。”白丰收如实地回答着。
“抓紧时间整理出来,提交给郑明和省里主要领导过目。”闫博年快速地说着,想了一下又说:“我建议,你应该带着这些材料,尽快到北京,向中纪委领导进行专题汇报,必要时可以通过中纪委领导向中组部领导进行必要的沟通,这样的人还恬不知耻地跑到北京去跑官、要官,真是不知死活啊!”这些天闫博年不断听到各种的消息,有来自北京的,也有省内的,大多集中在某位省领导的,而且频繁在北京活动,似乎能量很大,不少来头很大的领导为他说清,看来事情已经不只仅限于是河海省内了,更高层面的博弈也在同步展开着。
“您的指示很对,我也是这样考虑。”白丰收提高了声调,声音立时雄浑起来,“郑明书记在北京开会,我已经电话向他做了汇报,他要求我将材料送您过目后,送鲁健书记和浩南省长,然后我亲自带着材料去北京,他在北京等我,一起去中纪委汇报。”白丰收一气说下来,觉得肺部有些气胀,喘不上气来,脸色也隐隐有些青紫,缓了好久才慢慢缓了过来。
“别这样说,我只是建议,只是一个普通党员的一点看法”,闫博年摆摆手认真地说,随即关切地看着白丰收,担心地问:“你怎么样,身体没事吧?”
“没事,没事,都是老毛病了”,白丰收摇摇头笑着说:“还不是肺的毛病,也是在高原那几年落下的,这一激动喘气就不顺畅。”
“要不要到医院看看”,闫博年还是不放心,“这可大意不得。”
“没事,吃着药呢,而且现在是时不时就去医院,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零件不行了。”白丰收无奈地拍拍自己的胸脯,淡淡地说:“原本是想让天翔去北京汇报的,昨天通电话的时候也跟他说起过,可他说自己走不开,非让我去。其实我明白,是不想跟我争功,天翔想事真细。”
“也别这么说”,闫博年摆手示意,制止了白丰收再往下说,“你是省纪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去北京汇报当然应该你去,你就不应该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