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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是封建的世袭制，与春秋时代不同的是战国时是英雄辈出或展现能力的时代，只要有才就会朝为布衣暮为卿相，也是秦兴原因之一。秦始皇修筑长城并非是统一，恰好是对民族统一的破坏，并不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秦始皇统一的只是文字等。秦始皇实属过激，但其中必有理由和说明一些问题，这是秦朝迅速崛起的原因，这也是秦迅速灭亡的原因，倒是给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榜样。秦始皇偏偏把这本《易经》留下来，并不算在儒书之内。因为秦始皇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破坏，导致周朝以前的有些官学史籍失传。周史并非完全为秦所灭，而是有些从来未得相传。
《史记·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史记·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僣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於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后来的汉朝当权者在得到地位后，并需要维持持久统治时他们又想起孔子学说对统治非常有帮助，于是当权者又开始尊孔。并且抢救收集古籍，得到一部分的恢复，为司马迁撰写《史记》许慎撰写《说文解字》提供了材料，汉代的造纸术又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方便条件。夺权与保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孔子的克己复礼恢复礼仪对当权者当然是一件好事了，由民间家规的礼到国法政治上的礼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孔子所讲的礼、仁、忠恕、孝悌等伦理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的实际目的最终是为了讨好统治者，是变着法的为统治者服务的，而并非完全是为广大民众所考虑的。孔子的忠孝等是为统治者而设，是有悖于伦理的。道德当然是千年万年也不会改变的，但是实际执行操作起来能否主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公正。人伦道德是从天地道德那推导引申而来的，是符合天地精神的，是大纲要。孔子只是提倡进行礼仪活动，而并不知道礼仪所包含具有实质性的真正内容，礼是形式，里面有故事内容。
儒学只关心政治人事活动不关心自然，与前人先关心自然后关心政治的途径是不一样的，是本末倒置认识不清的。所谓的纲常是将几种人伦关系混淆在一起以迷惑转移人们的视线，而达到统治的目的，君臣与父子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礼不可无，但不可太过，没有原则的忠是愚昧，是讨好统治者的理论基础。后来的帝王崇拜孔子是有政治目的的。当然孔子并非一无是处，后来的汉朝统治者觉得孔子的说教还是有一定的可利用价值，所以又为他树碑立传修建孔庙，汉儒曾经进行抢救，孔教逐渐得以复兴。
至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称儒学为经，儒教成为上层统治者手中锐利武器或占有主流地位，汉儒尊孔以致将许多文献的著作权记在孔子头上，儒学迷障中国两千多年并且给中国走向衰败奠定基础。科举是提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可是一直偏偏以儒家思想为衡量标准。汉儒学说遗误千年，今人仍然不觉。由于历代当权者过分地尊孔崇孔，才导致对中华古老文化认识上的误会误解和迷失与困惑。实质上中国古老文化是在儒家的误会和曲解之下而失去原来的面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每况愈下日渐败落，这也是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落后的原因之一。以《易》学为指导的思想却是道家或其他各家推动中华民族思想认识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汉朝为什么尊孔
汉朝打天下时各位儒生毫无用处，等到刘邦当了天子，手下大将、谋士等过去将领不守规矩，刘邦觉得自己没有皇帝的威严，于是请了一些儒生制定礼仪，维护皇帝前呼后拥的尊严，使诸将领跟随去做。孔子的礼仪着实让汉帝过足了皇帝尊荣瘾，皇帝尝到甜头，反过来又给予孔子以感谢，从此开始尊孔了。
可见《汉书》：
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
叔孙通，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通降汉王。
通之降汉，从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剸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亦厌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腴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历史各时期游牧方式探讨
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
（这是我转摘韩茂莉女士的学术论文，韩茂莉女士的这篇学术论文也是我对漠北安定策略进行思考的根基，也是小说中漠北四公制诞生和后期细化游牧范围的基础知识。）
内容提要：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內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草原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的发展。
关键词： 历史时期 草原民族 游牧方式
欧亚大陆中部从中国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到欧洲多瑙河沿岸，被一条绵延万里的草原覆盖。这条草原地带位于欧亚大陆的深处，无论太平洋上南来的风，还是北冰洋上吹来的水，都难以到达这里，干旱少雨成为这里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草原上除少数几块靠高山冰雪融水与穿行于大陆腹地的河流滋润的绿洲外，绝大部分地区不适于农业开垦，长期以来这里只能作为羊、马、牛、驼的牧地，为游牧人所拥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草原为生，逐水草而居，历经数千年营造了独特的游牧方式与草原文化。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草原民族虽然代有更迭，但这些民族的游牧方式却几乎是共同的，从匈奴人、突厥人到蒙古人既走着由草原民族一一游牧帝国一一世界征服者的道路，也依托草原随阳而迁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因此游牧不但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也是认识草原社会的途径之一。本文即本着这样的基点，依托各类文献记载与社会调查，探讨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
匈奴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发展与生活方式均是在草原环境背景下形成的。《汉书。匈奴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段记载虽然简单，却记述了匈奴人游牧生活的基本特点。‘逐水草迁徙‘是游牧生活的主要环节，草原生态的自然特征决定了草原载畜量的有限性，因为没有哪一片草场经得起长期放牧，因此当游牧业一经产生就与移动性生活相伴而行。为了追寻水草丰美的草场，游牧社会中人与牲畜均作定期迁移，这种迁移既有冬夏之间季节性牧场的变更，也有同一季节内水草营地的选择。在匈奴人‘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涯中，还表现了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各有分地‘。从表面上看游牧社会的随阳而迁是空间上的无序行为，实际上无论家庭还是部族都‘各有分地‘，在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已经通过习惯与利益的认同，形成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