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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保�10＇（卷117《郭英□传》）。安史之乱后，虽然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也阻挡不了官员们高昂的娱乐消费。据《大唐传载》载：“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22＇（p884）
至此，我们不禁惊叹唐代官僚贵族的消费能力之高。唐代豪贵富人不仅有这样的财力，而且消费额也非常巨大。史籍中有一则德宗时的记载，讲述了一个得宠宦官的月消费额。当时陈少游向中官董秀行贿，“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8＇（卷239“陈少游”条）后来陈少游“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年给他送钱五万贯。唐中后期，随着宦官政治权力的加强，其经济实力也足以使他们跻身于高消费之列。
2．普通市民的低消费
虽然“金字塔的顶端会比巴黎的铁塔要高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地方离地不过一码”＇23＇（p117）。高消费群体毕竟只是唐代城市市民中的一小部分，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普通中小商人的消费水平绝对还达不到这样高的程度。但史籍中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描写并不多。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不幸的是，我们对于宫里的大场面比市井细民的生活了解得更多。我们更感兴趣的倒是用木桶运来的活鱼的鱼市，或者是那个野味市场……这里，不常见的东西掩盖了日常事物。”＇24＇（p651）并且他还理智地推断出“中国潜在的贫困无所不在。皇帝、官吏高高凌驾在这贫困之上，一味享乐靡费，他们的奢侈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24＇（p650）。唐代给人的繁华印象和富贵人家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也掩盖了普通市民们的生活真相。事实上，贫民低下的消费水平相对于唐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另一个更现实的世界。有专家曾指出：“传统社会一向置广大劳动人民于高消费之外。他们的消费水平总是被压抑在维持人口生存与人口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下，市场消费能力几被剥夺殆尽。”＇25＇（p243）在唐代城市中，处于这种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较低的贫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老翁，“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26＇（卷4《新乐府卖炭翁》）。他的消费支出主要就是吃和穿，而且在寒冷的冬天还只穿一件单衣，连保暖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原为一小货郎的张守一在未被广陵吕用之提拔之前，贫弊不能生存，“乃负一柳箧，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8＇（卷289“张守一”条）。他贩卖化妆品，收入很低，仅能换取最基本的衣食，和卖炭翁一样消费水平低下。而镇州有一贫妇“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8＇（卷158“贫妇”条），更是穷到连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步。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卷216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让我们在悲叹阶级社会的不公时，也可以看到城市中处于最低消费层次的平民有很多人是连衣食这一最基本的消费需求都无法满足的。
另外，在城市中还有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群体，就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他们“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27＇（卷15《上兵部李侍郎书》），来到长安等大城市中，但在他们还没有得到官职之前往往生活比较艰难。杜甫曾自嘲：“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4＇（卷216杜甫《醉时歌》）也在求官不得、旅居京师的十余年里，怀才不遇，生活贫苦，沦落到了买减价太仓米吃的地步。这些贫穷的读书人的消费水平，可谓是接近城市消费水平的底层。甚至在他们得官之后，如果官位不高，俸禄也是极低的，消费水平仅能维持生计，或许还难以摆脱贫困线。太原府参军苗藩，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27＇（卷25《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他们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往往还要养活一个大家族及投靠的亲友，如苗藩要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因此限制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韩愈在做国子博士时，日常生活甚至出现了“冬暖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甚至“晨炊不给”的状况。＇10＇（卷160《韩愈传》）
这种由财富分配不平等而造成的消费水平的悬殊，其实并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殊产物，即使在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我们也是有目共睹。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检验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在乎不平等，而在于这种不平等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偏角的大小”＇25＇（p244）。唐代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收入上讲，他们处于金字塔那宽宽的最底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唐代城市中一般的消费水平，而且这种较低的水平恰恰限制了唐代商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3．中小工商业者的衣食丰足消费
史籍中对于工商业者消费情况的正面记载实际上并不多，因此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收入水平上做大致的判断。唐代工商业较之前代有了巨大发展。在手工业方面，唐代官营手工业与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联系较少，而私营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唐以后与市场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有些手工业者还兼营商业，因此手工业者的收入相对于前代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阶层前所未有的壮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工商业者收入的增加，直接决定了消费水平的提高。那么普通工商业者的消费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史载长安有—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8＇（卷196“贾人妻”条）。其家“丰俭得所”，每日买食米肉，且有财力雇买奴仆。这是一则难得的对于商贾之家日常收入和消费较详细的记载，显然其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衣食无忧的温饱水平。这只是一家普通的旗亭酒家，其消费水平正是广大工商业者平均水平的反映。相州王史巡行客坊时，“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史问其业，客云：难卖杂粉香药而已。史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8＇（卷165“王叟”条）他做的也是小本生意，利润不会太高，但是足以保证他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
唐代大城市中工商业的从业人数较前代可能都要多，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因此一般工商业者能够达到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表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普通工商业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唐代城市中的生活和消费的平均水平比以前各朝都要来得高一些。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消费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在奢侈蔚然成风的唐代，置身于繁华喧嚣的都市，往来于王公贵戚之间，仍有些身居高位之人不羡慕时人的奢华，不享受豪宅美第，甘心寄身于陋室，蔬食蔽衣。高宗时宰相李怀远“虽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园林宅室，无所改作”＇10＇（卷90《李怀远传》）。安史之乱后，刘晏掌管天下财政，“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28＇（卷上）。唐人刘禹锡的一句话说得甚是贴切：“斯是陋室，惟吾德馨。”＇29＇（《遗文补遗》）这些高官绝对不是没有高消费的经济能力，而是像有学者所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所形成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尺度和士大夫据以压抑了自己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结果，同时法令的规定也限制了唐人的这种追求”＇30＇。
三、唐代城市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唐代人在社会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生活及民风习俗上的各类消费内容，在唐代市民的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受到其消费水平、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唐代城市消费结构上，存在着这样两个较大的特点。
1．不同的消费水平有不同的消费结构
对于高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来讲，在追求衣食住行方面的高标准的同时，精神生活消费项目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加大。比如唐代中后期在一些大城市盛行对花卉的消费，尤其是对牡丹的追逐和欣赏。＇31＇白居易一首《买花》诗，生动描绘了京城富贵人家为买花一掷千金的狂热：一丛颜色浓艳的花，其价值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出的赋税额，但
富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执迷不悟”。再如唐人对书法绘画的情有独钟。对书画的搜购收藏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因而绝对属于一种高雅的奢侈性精神消费。中唐至盛唐时期，仅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就有窦瓒、席异、潘履慎等近三十位收藏家，其中除一僧一道外都是朝中要员，陌田万顷的财力和审美愉悦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购求书画，从而成为“蓄聚宝玩之家”。 他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也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种需求。在物质方面，唐人尤其注重构建住宅园林，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就是：“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10＇（卷8《李义琰传》）。如果说构建豪宅是财富地位象征的话，修建园林别馆则多了几分娴静雅致的情趣。当时城市中“权贵们利用权势，大奢钱财，尽行土木之能事（购建别墅）。他们重视别墅的诗情画意，置石垒山，凿池引水，亭台楼阁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他们更注重建墅意境，把有限的空间形成景生象外、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