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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当外敌强大，就畏敌如虎，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与社会与人民割裂，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
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初兴时，可能战力强大，一安定下来，便迅速堕落。能打仗是为了多抢钱，而安定下来之后，只要提笼遛鸟，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
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的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袭的。从这个集团形成起，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当军力无此力量，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把理论做实，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
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也可以表现为商人，甚至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名目。只要能够世袭，不劳而获，轻易获得社会资源，就有人向往。南宋灭亡，这个军事集团破产。数百年后，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可以想见其生命力。
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他们可以是汉人，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地位下降，他们会选择卑伏。对朝廷小心谨慎，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对朝廷谨慎以免祸，对属下刻薄以敛财。一旦战起，则以战事胁国家，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胜了就耀武扬威，索求无度，败了就垂头丧气，怂恿投降。国家一乱，朝廷权威一失，要么割地自立，要么转身投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如果是汉人王朝，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一个话语体系，取向显而易见。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汉人王朝必然轻视。这是必然，也是史实。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只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让人心生畏惧。在徐平前世，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如果汉化程度浅的，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
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徐平前世有参照物。
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再强调一遍，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北宋立国之后，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党进查看风向，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表示自己也读书。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却又一时忘了，憋了半天说不出来，只好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完全词不达意，让宋太祖一头雾水。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他解释道：“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
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说，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背过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而没有做到，说明自己的质朴，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
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级官员，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本国观众，说的是本国事情，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只是面对局势，低下自己的头颅，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则更加精妙，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便就重武轻文。而随着时间发展，胡族在汉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到了大宋立国，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文武之争，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汉化成为了主流，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
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身处其境理解，徐平是不会想到重文轻武是这个意义。那个年代重文轻武这套论述历史的体系，已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本来这是异族反汉化而使用的词，在经过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之后，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文和武，被替换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而后发挥。重文轻武本就是汉人王朝的事实，史实俱在，连史料都不需要东找西找，只要把结论换掉就可以了。
会给徐平造成这样的困惑，自然是历史这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看着顺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汉族势弱，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拥抱异族文明，主动胡化的汉族人群，表现出来的身份是武将。而在徐平前世，国门大开，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现出来的身份恰恰是武将的对立面。
内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现出来的外表又恰好对立，相距千年的人群产生了共鸣。重文轻武这个话语体系，被重新打扮一番，来抬升前面两千年他们同路人的地位。曾经是异族用来防汉化的这个词，打扮成了汉族文化基因里的软弱，从根子上证明汉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来的，便是汉人不要再犯重文轻武的犯误，积极拥抱新文明，迎接新时代。那个打扮成军事集团的寄生群体已经烟消云散，但放下刀枪，拿起毛锥子，他们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种方式，幻想着再建立一个披上别的什么衣服的世袭集团。
徐平自问，前世自己这种小人物自不足论，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满满地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而禁军集团，比前世那些不成气候的人不知道顽固多少。
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但他能够体会到，在前世做这类事情，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滔天巨浪。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给自己取字云行，寓意“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徐平却真地要背起这个“天下平也”的责任。他不敢奢望为万世开太平，但最少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不能再如历史上一般，让这个寄生的军事集团御外敌疯狂敛财，上阵全不用命。当无法支撑便摇身一变，为敌前驱，在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原大地上烧杀千里。
永嘉之乱，中原陆沉，这片大地已失汉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汉人的武德立起来。如果天有文武二德，这就是再造天地之举。难与不难，其间自知。
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无关募兵征兵，无关常备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层、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兵就是民，需要他们穿上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