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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无关募兵征兵，无关常备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层、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兵就是民，需要他们穿上戎装就穿上戎装，需要脱下来的时候就脱下来。穿上戎装是兵，脱下戎装是民。以后当不再有武人，不该有人跳着脚说“吾辈战争夺富贵，马上觅封侯”，只有面临外侮，上阵浴血杀敌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体，只是手中拿着的东西不同。外敌来侵，自当奋起抵抗，不问待遇，不问自己的前程，因为这本是自己的责任。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枪为国而战，是民的忠。对有功者封爵厚赏，是国的恕。民失忠，则加以刑戮，国失恕，则群起而攻。
这种军事文化之下，表现出来的核心，便是不许兵将世袭，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
出现历代从军的将门很正常，只要这是在正常的军制之下。但是，军中不能兵将全来自于同一个集团，世代相袭。
便如这个年代，文人投笔从戎是没有机会的，没有上面的人赏识你，老死也只能是一个小兵。以军功升迁，首先你得有计军功的资格。阵前杀敌朝廷计功，如果只是士卒，那么赏钱是给你的，军功升迁则是统兵官的。而在军中，小卒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统兵官，能够改变身份的，最好是升为班直。不管是历史上的狄青，还是天都山下战死的任福，他们能从小卒成为大将，都是从班直外放兵职。
班直不能类比于后世军校，因为军校是向全民开放，为军队服务，而班直不是。把军校变成班直的形式，向社会封闭起来，就会形成军队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倾向。而在脱离于国家和社会之后，军队就有了与统治者个人结合的需求，不管这个人称皇帝，还是换一个名字。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结合，才方便他们把社会资源自己转移。这种结合不是对统治者的忠诚，忠诚只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们转移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他们就会换个主子。
统治者喜欢这么一个集团，就是因为表象的忠诚。只要你还有钱给他们，他们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欢天喜地执行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使命。外战输了不重要，只要你付的价钱还是能比别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汤。只是天下之财有限，而人的贪欲无限，终有一天统治者会给不起价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摇身一变，去找那个给得起钱的人。
这样一个群体，战斗力会飞速下降，天下之财会被很快消耗。这中间的平衡能力，加上各种因素，便就成了一个朝代存续时间长短很重要的因素。混一宇内，外无强敌，付出的成本便会小一些。强敌环伺，则很快天下就无法承担。敛财能力强的政权，支撑的时间长一些，而敛财能力弱的政权，则就迅速灭亡。
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兵，连皇族都要忍耐让步，更何况其他群体。支撑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能力，自然也就强那么一点点。只不过这支军事力量是为了镇压内部而生，面对外敌天生就没有战斗力，稳住了内部，最终还是要被外敌灭掉。
军队是一个特殊群体，必讲阶级。但如果所有事物、管理手段只剩一个阶级法，军队也就成了私军，成了统兵官的个人物品。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就被替换成了统兵官对国家的忠诚。而在以利益收买来换取军队支持的逻辑下，收买统兵官比收买军队便宜一点。
为谁而战？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制度上保证才可以。在世兵世将，统兵官绝对掌控一支军队的时候，什么样的口号都没有用。军法执掌者为什么要独立于统兵官之外？就是要监督制度的执行。徐平设军法司，本就是沿自汉朝的军法正。
一切行动听指挥，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一个意思。前者说的是军人的责任，后者说的是军人是统兵官的奴隶。指挥不来自统兵官个人，而来自于他这个身份，来自国家赋予他的权力。个人和职务要分清，制度首先要确保这一点。
天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军队是国之重器，岂容几个野心家当成自己搏封侯夺富贵的工具。兵哪怕当一辈子，也只是穿着戎装的民，而不是脱离于社会，与国家和民族无关的一群世袭之人。兵民一体，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战功封侯才荣耀。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陆沉，巨大的军事打击之下汉人的军事传统丧失。如果说天下有文武二德，则自那个时候起，汉人已失天下武德。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汉化，单向何谈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胡人的汉化，同样也有汉人的胡化，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的思潮和行动。这种军事传统和政治结构的形成，便就是在各族势力、文化、利益等方方面面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
说这种军事传统带着胡风，不是说他就是鲜卑人带着来中原的，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后发展出来的。这里面有胡人风俗，自然也有汉人贡献，特别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汉族文人。
小时候看电影，坐下之后问大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小孩子需要用这种思维来认识世界。但面对滚滚历史洪流，还要用这种思维，硬要从里面找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来，就只能是自欺了。
如果把汉人和主动汉化的胡人统一称为汉人，把胡人和主动胡化的汉人称为胡人，那么在这个交流、融合、碰撞的过程中，胡人提供了军事实践，汉人文人建立了理论基础。
当然这是指一个大概，军事理论也有胡人功劳，汉人同样参与了实践。
理论是依据于实践而生，从属于实践，从而指导实践。认为天生就有一个真理，你只要能够找出来，便就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天道有常，而世事无常。天道虽有常，却无法捉摸，只有无常的世事，才能够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径。
首先是新的军事实践代替了以前传统的军事实践，才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
在徐平前世，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一谈军事，必是开口亚历山大，闭口拿破仑。如果你问他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他会一脸不屑地弊夷：“垃圾，有什么好讨论的？”
打败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败了，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勇敢者努力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上路。而懦弱者，则从此就站不起来，趴在胜者的脚下。
当年中原陆沉后，也同样有大量的汉族文人像后来谈论亚历山大、拿破仑一样，谈论着杀进中原的胡人将领。不知道因何而败，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去取胜。然而终究还是要一条出路，那只好从敌人那里去学习了。
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印记，带着自己文化里的基因，再去学习，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学习。如果把模仿当作学习，看见敌人这样做了，所以打败我了，我只要也这样做就可以了。这不是学习，这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最多带了一点人类模仿的智慧。
历史的进程总是由一对又一对的矛盾构成，哪个方面，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是认识历史首先要搞楚清的。天下大事不是只有战争，但是在战争里，不管是理论和实践，汉化和胡风却是一对主要矛盾。这里的胡风不是说禁军集团依然是胡人，他们是汉人，进入中原的胡族汉化已经完成。或者换一种说法更贴切，因为还带有胡风，继续汉化还是反对汉化是此时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矛盾。
历史大势当中，不要用小孩子的思维非要找出好人坏人来，而是认识实践，抓住主要矛盾。徐平是认为禁军集团这个整体是阻挡他更进一步的敌人，但禁军里的每个个体，每一个人，不管是将校还是士卒，徐平并无成见。
任福忠勇奋战而死，徐平给以最高殊荣，致以最大的敬意，并不会因为他是禁军看低了他。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禁军整体是敌人，但禁军中的某些将领有可能是盟友。即使不是盟友，他尽了自己的职责，做出了自己的牺牲，依然可敬。
韩长鸾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权臣，是个胡化的汉人，他和他的同伴最喜欢说的话，是：“狗汉大不可耐，惟需杀却！”
这支禁军的源头，就是这样的群体，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着颜色。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作风、习惯、风俗不断在变，但反汉化的本质没有变。
徐平抬起头，看着不远处的青山，两山之间一条谷道，直通大漠草原。他将从这里向北杀去，元昊已不足论，下一次将迎契丹大军于两汉故边塞。
徐平知道自己今后的日子将艰难无比，哪怕知道皇帝赵祯和文官集团会站在自己这一边，依然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但他依然选择挑起这副担子，不能退缩。怎么能够退缩呢？再难也要扛着走下去。
没有办法，自己是一只汉狗啊，将要面对的人觉得大不可耐，总不能引颈就戮。自己一死不足惜，总还要顾念妻儿，顾念那些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人们。陇右军一路打过来，路边总有百姓焚香以迎，徐平要报答那些香火啊。
要想彻底地改变禁军，就要先打败他们在北方的精神寄托。灭一党项，堂堂列阵于阴山之下，迎战契丹大军。败了，徐平以死谢天下，自己才不足，该死！就如任福所说，我为朝廷大将，不能带兵灭贼，已是死罪，其余何足道。胜了，对于徐平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就都可以从容去做。对于契丹，败了，则一切就已经结束。
回过身来，徐平取出自己都护府的符令，朗声道：“甘昭吉，出列听令！”
甘昭吉两腿发软，强自奋起，跨出班列，叉手唱诺：“末将甘昭吉，谨听都护令！”
徐平把符令交予他的手中，厉声道：“自镇戎军至庆州，五百里，我给你三日限，快马到那里。晚一天，杖二十，晚两天，杖五十，晚三天，杖一百！逾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