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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现有铜铃、铜镯及铜泡等。寺洼文化居民从事农业，但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往往发现有羊、牛、马的残骸。马鞍口双耳陶罐是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陶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此外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有殉葬人及陪葬的车马坑，说明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寺洼文化中发现了盛骨灰的陶罐，说明当时已有火葬。根据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代氐羌族实行火葬的记载，有的学者推测寺洼文化可能是古代氐羌族的文化。
卡约文化，又称为卡窑文化。因其首先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其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前600年间。卡约文化的居民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主要是石铲、石斧、石刀及骨耜等。粟为主要粮食作物。此外还饲养家畜羊、狗、牛、马等。考古发现有方形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房址。墓葬以二次葬为主，大多殉葬羊、狗等，少数以人殉葬。在青海循化苏志发现两个用夯土筑成坟丘的墓葬。坟丘呈椭圆形，长径分别为20米或24米，短径分别为16米或18米，高1。5米。两个坟丘内分别有16座或10座单人墓葬，这种特殊的葬制比较少见。卡约文化发现的铜器有斧、钺、刀、锥、镰、戈、矛、镞、环、铜泡及小件装饰品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在西宁鲍家寨西山根出土铜鬲一件，高15。4厘米，口径11。8厘米。侈口，敛颈，深腹，分裆袋足，实足根较高，口沿上有两个半圆形立耳，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鬲形制近似。
沙井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民勤沙井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张掖、武威至永登一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前600年。发现的铜器有铜刀、三棱式铜镞、铜铃、铜扣以及各种装饰品，如鹿形饰、鹰头形饰、涡形纹是相饰、犬形纹饰牌、连珠形铜饰牌等。从其铜刀与铜镞的形制看，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70年代在永昌双湾尚家沟发现了一座沙井文化的城址，平面略呈三角形，南北长154米，东西最宽处为132米，城墙残高四米，城门向南。沙井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镞与骨镞等。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大多是在红色陶衣上，再绘以红彩的花纹。其中绘有鸟纹彩带的陶罐最具特色，鸟纹生动，栩栩如生。
第三节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
商周时期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存在着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巴蜀文化。巴文化主要分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蜀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区。巴蜀文化二者不仅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原青铜文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与《尚书·牧誓》等古代文献记载蜀国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等是一致的。
巴族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清江流域，以后主要活动于四川东部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西周时期建立巴国，国都在重庆等地；春秋时期比较强盛，与楚国关系密切，公元前611年巴人曾从楚师灭庸；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被秦国灭亡。巴文化的青铜武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如扁茎、剑身较宽的柳叶形剑、空首折腰钺、圭形援直内戈、短骹〔qiao敲〕弓耳矛等。青铜炊食器有釜、甑、鍪〔mou谋〕等。青铜乐器以錞于及钲最为常见。青铜器上常以虎纹作为装饰。并且在青铜兵器、乐器及印章等之上也常铸有虎形、鸟形、手形、花蒂形等符号，这可能是古代巴族或蜀族的文字，但至今尚未破译，不能通识。巴文化在墓葬上的特点是船棺葬，即用长约五米的整段楠木雕凿成船形，尸体置于船舱之中，葬于沿江的山坡之上。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发现的巴国墓葬中出土了14件成套的青铜错金编钟与铜缶等，与战国中期楚国铜器相一致，反映巴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蜀人最初活动于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后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蜀与周王室联系密切，春秋时期蜀国强盛，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为秦所灭。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修筑于商代的早期蜀国的城址。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约为2。6平方公里。城墙系用夯土筑成，东、西城墙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余米，西城墙被鸭子河冲毁一部分，残存800余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拐弯处，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以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1986年又在城南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器物坑。一号坑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埋有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300余件以及大量的海贝及烧骨。二号坑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出土青铜器、金器等600余件。据研究这些物品可能是早期蜀王宗庙中的祭祀用器，在其灭亡时，被烧砸后埋入坑中。其中青铜礼器尊、罍、盘等与中原商代青铜礼器造型相似。青铜神像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发现，其中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立人像，赤足站立于高座之上，通高2。62米，人像高1。72米，重180余公斤。身体修长，两臂抬起，双手握成圆圈，高冠，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及兽面纹图案，可能是宗庙中主持祭祀的巫师的形象。再有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两个眼球呈圆柱状，凸出约30厘米，长尖耳，十分奇特，可能是蜀王先祖蚕丛的神像。玉器有圭、璋、璧、琮等礼器及戈、矛、斧、凿等兵器和工具。金器有杖、面罩、虎及金箔等。例如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长1。42米，金皮木芯，金皮重约500克，上面雕有人头、鸟、鱼、穗等图案。此外，早蜀文化的主要发现还有成都羊子山的一座祭坛基址，为正方形三级土台，高约10米，底部边长103。6米，台顶面积为31。6平方米。还有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面积竹木建筑遗址。晚期蜀文化的主要发现有1980年在新都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期开明氏蜀王的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五件青铜列鼎（最小的一件盖内铸铭“邵之饲鼎”）和豆、敦、缶以及编钟等的形制纹饰与楚国青铜器类似，显然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出土的兵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援两侧均有短胡的戈、柳叶形短剑、空首折腰钺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枚铸有蜀国图形文字符号的方形印章以及大量成套的青铜工具等。
第四节 江西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因其首先在江西樟树吴城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或更晚，是一种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有刀、斧等。并发现有35件铸造铜斧、凿、刀等用的石范，与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陶范不同。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棺长约2。34米，宽0。85米。墓中随葬有青铜器480余件，包括礼器、兵器与工具等。其中有些器物形体巨大，例如一件青铜В叽�1。10米，重78公斤。一件大方鼎，高0。97米，重49。2公斤。一件四羊罍，腹径61厘米。其器形与纹饰均与中原商代晚期青铜器类似，说明它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有些器物，例如青铜钺、短剑、单翼镞形器、半圆形凿、手斧等，则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并且在器物上还常见虎形立雕装饰。此外，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玉蛙、水晶套环、玛瑙套环羽人饰品以及几何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等300余件。据研究，墓葬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或较晚），墓主人可能是当地古代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及石范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大多每件器物上刻1—2个符号或文字，最多的在一件陶器上刻有12个符号或文字。据研究，其文字的形体结构可能受到商代甲骨文的影响，但至今大多不能认识，也可能是当地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
第五节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与台湾在商周时期是古越人的居住区，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文化的特点是既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又有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其青铜工具与兵器则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此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西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发达的表面饰有几何形印纹的硬陶器，以罐为最多，还有豆、碗、盘等。此外尚有，有段或有肩石器，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广东地区。1974年在信宜发现一件中原生产的西周中期青铜盉，表明此时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1962年、1963年在清远发现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一号墓出土青铜鼎二件、簋一件及编钟一套（现存五件）等。二号墓出土青铜编钟一套七件、青铜罍一件及铜钺、矛、匕首、斧等。其中青铜罍是中原生产的；而青铜鼎则是当地制造的，特点是浅腹、三个细高足外撇，通称越式鼎。此外，刃部呈扇形、整体像靴形的铜钺，柄部铸成插腰站立人形的铜匕首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另外，在肇庆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多达100余件，说明广东的青铜文化到战国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广西地区。1949年以来在武鸣、兴安、横县等地出土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卣及钟等，反映当时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和交往。到了春秋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鼎五件及尊、罍、编钟、钺、剑、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