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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鼎五件及尊、罍、编钟、钺、剑、戈、斧等33件。其中铜鼎既有中原生产的蟠虺纹鼎，又有当地制造的越式鼎。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形制为侈口垂腹式，是中原西周中晚期时常见的形制，而其纹饰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双蛇斗蛙纹等，说明这是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此外，铜钺也是扇形刃、靴形，与广东清远出土的类似。1974年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已经出现铁器，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福建地区。目前发现较少。1974年在南安大盈发现了一批约为西周时期的铜戈、戚、矛、匕首、锛和铃等。戈的内部较长，后端呈凹弧形。铜铃及铜戚上所饰的纲状纹、曲折纹、波浪纹等，与当地几何纹印纹硬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建瓯阳泽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铜钟，高76。8厘米，重100。35公斤，形制纹饰与浙江、湖南出土者类似。此外，在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其中一片上面饰有云雷纹。同出有几何印纹硬陶罐及原始瓷豆等。
台湾圆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现有青铜镞等。其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锛等，与上述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出土的相类似，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圆山的古代居民也应是古越族的一支。由此可见台湾在商周时期与大陆已经有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节 云南的青铜文化
根据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云南地区早在商代晚期、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并有着强烈的地方特点。例如1975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9座墓葬，普遍用青铜矛随葬。少数大型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例如一号墓出土青铜器110件，其中有铜鼓一件。这种铜鼓与中原商代铜鼓形制不同，竖置，体如圆墩，上为圆形鼓面，束腰，中空无底。万家坝一号墓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铜鼓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南铜鼓。直至今天，这种铜鼓一直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既是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又是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六件一套的羊角钮铜编钟，这也是西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共计28套。每套由一件铜斧、一件长方形锄和一件方形锄组成。说明此时青铜工具已经普遍使用。又如23号墓，随葬青铜器577件，其中大部分是铜矛，此外还有钺、戈、剑、镞、臂甲和盾饰等，说明青铜武器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此外还出土了锄、斧、凿等青铜生产工具及四面铜鼓。而大量的小墓，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一件随葬品，说明此时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阶级差别已很鲜明。
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掘的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具长2米、宽0。62米、高0。64米的长方屋形铜棺。棺顶作两面坡形，棺身由七块铜板组成，由插销扣合，可以拆装。侧面铸有鹰、燕、虎等动物纹饰。随葬有铜鼓、铜钟、铜笙及铜葫芦笙，还有干栏式的铜房屋模型及猪、狗、鸡、羊、牛、马俑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纯锡制成的手镯，这可能与云南富产锡矿有着一定的关系。
上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铜锄体为长方形、方形或桃形，斧为靴形，矛多为中部起脊，钺为半月形刃，剑多为花蒂形剑格、圆柱茎上饰有缠缑〔gou勾〕纹等。但同时出土的铜戈及柳叶形剑等，与中原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说明此时云南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已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受到中原青铜文化一定的影响。
战国中期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蹻〔jue决〕率兵攻取巴、黔中以西，到达云南滇池。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阻断了庄蹻的归路，于是庄蹻“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到了汉代，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臣属墓出土的大批铜鼓、铜贮贝器、各种人形及动物形扣饰，形象地反映了滇人农业、畜牧、纺织、狩猎、战争、乐舞及祭祀活动的情景，说明此时滇文化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及卓越的艺术成就。
辅文图片
春秋青铜禁（河南淅川出土）
商代铁刃青铜钺（河北藁城出土）
商代虎食人卣（传湖南安化出土）
商代司母戊鼎（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双面玉人（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原始瓷尊（河南郑州出土）
西周利簋（陕西临潼出土）
西周毛公鼎上（传陕西岐山出土）
春秋莲鹤方壶（河南新郑出土）
战国青铜尊盘（湖北随州出土）
春秋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出土）
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北随州出土）
战国凤鸟花卉纹绵袍（湖北江陵出土）
蜀文化青铜立人（四川广汉出土）
张家园文化金耳环（北京平谷出土）
春秋铜鼓（云南楚雄出土）
吴城文化青铜钺（江西新干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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