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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孤魂冤鬼为他记录，我们不必再翻旧账，即以这次在葛乐礼面前，郑先生玩的几手，就轰轰烈烈，可歌可泣。当所有气象单位都说台风不会转向的时候，郑子政先生咬定银牙，硬说它会转向，而且很诗意地请那些不久就要淹死淹糟的小民去睡觉吧。常有人责备小民不信任气象所，有损其信誉，而这一次不信任气象所的朋友有福矣，凡是信之的，多多少少都触了点霉头，或死或伤，或淹或泡，百丽俱臻，无美不收。
等到台风已经通过基隆北部海面，电台的记者老爷再去访问郑先生，郑先生彼时大概已经得到淹死了很多同胞的消息，所以芳心大悦。记者问曰：“你看台风还会不会又来一个转向乎？”郑先生拍胸脯曰：“这一次绝对不会啦。”又问曰：“你怎么敢再肯定？”郑先生瞪眼曰：“当然敢肯定，台风已进入基隆北部，其动态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好像对他的“控制”很是满意，所以发出偷快笑声。呜呼，郑先生竟能控制台风，其神通颇不简单。问题是，当初葛乐礼“转向”的时候，在不在郑先生控制之下乎？如果它不在控制之下，郑先生信口开河，应负责任；如果它在控制之下，则郑先生的控制无术，也应负责任。前不已言之乎，政治的责任就是辞职，于是郑先生的铺盖不但是铁的，简直还是钢的也。
郑先生势将继续努力，以整小民，我们实在是束手无策。为了减少小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我想建议凡是患香港脚的朋友，应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宗教为依据的、纯理性的伦理道德观。主要著作有《关于，分成若干组，每天派一组去气象所服务，该组朋友到得所来，直入所长之室，并排坐下，脱鞋脱袜，然后露出脓痂交集，奇臭奇丑之脚，翘到郑子政先生的尊鼻之上，以凭他仔细观察。盖香港脚乃天生的晴雨计，不要看万里无云，气象所说已经控制在握，香港脚忽然痒之痒之，准有大雨，出门如果不带雨衣雨伞，便非淋成落汤鸡不可矣。遇到阴雨连绵，气象所说有一个低气压如何如何，香港脚忽然也痒之痒之，它准定放晴。香港脚既有如此妙用，郑先生看到得意之处，再以手捏而嗅之，岂不小民万幸乎！
半票问题之一
柏杨先生最近对《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写了一点意见，结果发生做梦都梦不到的误会，很多军警老爷咆哮如雷，抗议之函，雪片飞来，有几位军警老爷还打电话到《自立晚报》，问曰：“柏老头怎么和军警过不去乎？”如此军警大联合的帽子，真把人砸得两眼发黑。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为啥会有这种现象。原来现在的电影院，只有军警朋友是半票，儿童根本不准入场，大孩子则规定要购全票，这真是新鲜规矩，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记得我们乡下，军警老爷固然是半票，儿童尤其是半票。君坐过火车、汽车没有？儿童岂不都是半票乎？为啥偏偏看电影没有半票？真是年头大变。尚请军警老爷，高抬贵手，多赐原谅，非柏杨先生昏聩也，而是电影院乱定规矩也。
半票观众是从“半票读者”演化而来。虽然“读者”和“观众”不同，但其意义固然是一样的和一贯的焉，广义的“观众”似乎应该包括“读者”。我们现在主要地是要了解“半票”的意义，了解之后，则读者也罢，观众也罢，其成分都可一目了然。
美国诗人杰佛斯先生有两句诗，是讽刺他的同胞美国佬的，曰：“我们是容易就范的，一种合群的民族，洋溢着柔情，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台北《文星》杂志曾为文曰：“除了‘精于机械’一项外，用这两行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半票读者，再恰当不过。”该文对“半票”两字加以解释，盖“半票”也者，不是指用一半钱购买入场券，而是指智力上和欣赏上的不成熟。该文曰：说半票读者，因为在感情年龄上，他们给人一种“嫩”的感觉。在文学欣赏的国度，仍属卖半票童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形成，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不算太短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恐怕仍停留在情窦初开的状态，尚未臻于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欣赏上，一时还离不开浪漫主义，中国的半票读者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
《文星》杂志针扎到心窝里，盖半票朋友不但不肯自动断奶，如果有人帮助他断奶，他还大号大叫，大吵大闹，张眉怒目，骂你自命不凡，骂你自以为高级，甚至骂你狗屁文章卖国贼，更甚至计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向治安机关打你的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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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杂志续曰：我们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价值，浪漫与古典，原是最基本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截然可分的二物，不如说是浑然一物之二端。高级的浪漫主义富有独立反抗的精神视王道，但不反对霸道，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对之唯有尊敬。我们反对的只是低级的浪漫主义——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现，空虚的道德等等。浪漫主义之被输入中国的，只是这一部分，于是我们有了苏曼殊、徐志麻、刘大白、冰心，有了《少年维持之烦恼》、《茶花女》、《茵梦湖》、《小妇人》、《简·爱》，有了数不清的拜伦、雪莱、海涅、雨果的介绍和翻译。于是泰戈尔也俨然成了世界性的大文豪，王尔德似乎是英国文坛上第一流的作家，密契尔小姐的裙角遮住了半个美国文坛。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各有其价值，我们无意在此菲薄他们。可是半票读者非此不乐，且乐久不疲，他们宁愿捧亚军甚至捧殿军，就是闭眼不看冠军。
非是闭眼不看冠军，而是只有亚军、殿军才合乎胃口。犹如柏杨夫人暨下女小姐，只有《雷公子投亲》才看得下去，《红楼梦》算老几？。
《文星》杂志又曰：举一个例，泰戈尔的诗情画意和白雷克真正的先知精神、人道主义，与乎神秘感互相比较，立刻就显得逊色。拜伦和雪莱成了中国半票读者的偶像，可是他们崇拜的只是两位诗人的恋爱史或成名史展的基础上，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总会转化为被认识的事物。，只是一些很嫩的抒情诗，至于拜伦的调整天才，雪莱的殉道热情，以及两人的不惧与全英国为敌的反抗精神，则是半票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提起浪漫主义，就想到拜伦和雪莱，半票读者很少欣赏华兹华斯的冲淡，柯立基的神奇，白雷克的兼顾美丑，天真与世故，以及济慈、维涅与兰道的古典自律。
《文星》杂志这一段理论太长，使人越看越糊涂，但读者先生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才能看出“半票”的特质。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
《文星》杂志又曰：以电影而言，半票读者当然是喜好文艺片，最好有缠绵的爱情，而以悲剧终场。（柏杨先生曰：“教人疑心说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像《魂断蓝桥》、《蝴蝶梦》、《翠堤春晓》、《生死恋》、《金玉盟》、《乱世佳人》和《魂归离恨天》，都成了浪漫文学的课外读物。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孟子认为，”心“是人的道德本性，提出”仁，人心也“的观，可是它们似乎不值得我们泣之再三。为什么不看看《岸上风动》、《乱世忠魂》、《山》和《单车失窃记》呢？为什么不看看日本片呢？抗战时期的仇日心理，阻止许多观众去欣赏日本的电影艺术，最初我们也是每见日本影片就生气，可是最近看过《四谷怪谭》、《大冈政谈》、《七武士》后，觉得日本的电影实在比好莱坞的高明。
半票问题之二
《文星》杂志续曰：
据说征服过欧洲的拿玻仑，是一位侠骨柔肠的人物。当时正值浪漫义主的高潮，他常在口袋里放一本《少年维持之烦恼》，或是奥柏的史诗。半票读者与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无关，一个人可能留过学还是半票读者。半票读者要求于文学或艺术的是发泄，不是表现；是传染，不是启示。譬如饮酒，他们是以酒浇愁的，并不留意去品味酒。“我感动得哭了好几次”，他们常发表这样的读后感。没有什么危险，请放心，一切感情的渣滓都随眼泪排泄出去。
我想凡是识字的朋友，读了这一段都会哑然失笑。一位读者先生寄了一份萨孟武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观〈梁祝〉电影有感》，愤怒地教柏杨先生瞧瞧，人家一大群教习都“流泪”啦。我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的那段话更应该拜读，而且应该刻一个石碑立在电影院门口，然后上面挂一面镜子，以便半票观众照他们脸上那些爱国的或光荣的泪痕。
在讨论萨孟武先生那篇大作之前，柏杨先生要特别声明，我对萨孟武先生的道德学问，怀有无限的景慕和尊敬，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相信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卷，今残。，便不要谈啦。但半票不半票和道德学问无关。萨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首先举出了大批观众姓名，然后再在每个人姓名之下，弄个括弧，注曰“某校教授”“某校教授”，其状如下：“老友赵兰坪先生（台大教授）”，“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荫先生（政大教授）”，“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先生（台大教受）”。
呜呼！说理的东西不能靠非理的权威，更不能靠世俗的荣耀。岳飞先生大破金兵，是中国第一等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他今天从坟墓里钻出来，大捧刀枪剑戟而大骂原子弹，你能因他名字底下有个括弧，便点头乎哉？一个人必须亮出招牌才能增加声势，便不是第一等高手。萨先生以及他所举的三位大学堂教习，固然学问甚大，好比说谈起宪法，我不跟萨先生抬杠，我也绝不写篇文章，说我读了阿比西尼亚的宪法泣不成声。但宪法权威并不能避免是半票观众，犹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