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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革命新政权的性质及政策，将在别处予以讨论（见第五及第十三章）。在本章里，我们关心的角度在于革命过程的本身。本世纪中期发生的革命，往往是长期作战后获得的胜利果实；迥异于老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的情节也有差别，甚至与老大政权如中国封建王朝、墨西哥的波菲里奥政权［porfiriato，编注：系指迪亚斯（diaz）独裁政权，1876…1880年及1884－19if年］慢动作式的解体（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都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点。第一，谁发起革命、谁胜谁负、谁取得政权，一目了然，毫不迷离——这一点跟成功的军事政变相同。短促20世纪年代里的革命发动者，都是与苏联胜利部队有联系的政治团体。单靠地下抗敌力量，当然不能打败德日意三国的军队——甚至在中国也不例外。（至于西方各胜利国，自是强烈反共的政权。）革命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中断或权力真空。相反地，轴心势力败亡之后，各地强大的抗敌力量中，唯一未曾立即取得政权的例子，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方盟国维持强大势力的地区（如南朝鲜、越南），一是内部反轴心力量分裂的国家，如中国，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重振声势，与当年共同抗日、如今却日益腐败衰颓的国民党政府对抗。一旁袖手观看的，则是冷眼观变的苏联。
第二，游击夺权之路，无可避免地出城下乡，离开了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传统势力所在的都市及工业中心，转入内地农村地区。更精确一点地表示，游击战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树丛中、深山上、森林里，并进占远离人烟、杳无人迹的边远地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攻占城市，必先以乡村包围城市。从欧洲抵抗运动的观点来看，要在都市起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动，以及1945年春的米兰暴动），还得等战争结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这一地区的战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华沙事件，就是都市起义时机未成熟的写照，起义者的弹夹里，通共只有一发子弹，一时声势虽然浩大，最后仍归徒然。简单地说，对大多数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国家里，由游击到革命之路既远又长。这条路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变革由他处而来。抵抗运动里，真正能发挥效果的斗士，以及他们所能动员的一切组织及力量，无疑只是极少数。
即便在他们掌握的地区，游击组织也必须有群众作后盾方可发挥作用。何况在长期冲突对抗当中，游击力量势必非从当地大批地招兵买马添补帮手不可。因此，（比方在中国）原本由工人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摇身一变，静悄悄地变成了务农出身的小兵组成的部队。但这支农民兵组成的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注定不能如毛泽东所形容如鱼得水般的简单：所谓游击队伍就是鱼，快活地游在人民这片水中。其实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想不通其中道理。他们意外地发现，将某个村子苏维埃化之后，固然可以借着宗族乡亲的好处，一个带一个，建立起一系列的“红村”网。可是相对地，同时却也陷入这些村庄恩怨宿仇的混水之中——“红村”的世仇对头，也依样画葫芦建起类似的“黑村”网。共产党人抱怨：“有时候，本来应该是阶级斗争，却反而摇身一变，竟成了东村斗西村。搞到最后，有时候居然得出动部队，去袭击对方一整个村子，把全村一举灭尽。”（rate－china，1973，pp．45…46）高明的游击革命分子，往往学会对付这种诡谲莫测的情况。可是正如南斯拉夫作家暨共产党要人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回忆南斯拉夫游击战时所说，解放一事，极其复杂，绝非只是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对抗外来征服者那般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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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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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共产党现在可说是心满意足了。革命情势一片大好，西起易北河（elbe），东到中国海，全都是他们的天下。当年激励他们起来的世界革命，显然在各处大有进展。共产主义势力不再仅限于一个贫弱孤立的光杆苏维埃联盟。环顾四周，在第二波世界革命大潮推动之下，起码已经出现了12个共产党国家，或至少在酝酿之中。而老大哥，正是世上唯一两家无愧其霸权盛名之一的苏联（超级大国之名，早在1944年即已出现）。更有甚者，世界革命大势的冲劲依然方兴未艾，因为旧有殖民帝国在海外的领地，正纷纷瓦解争取独立。种种情势之下，共产主义革命岂不大有可为，能够更上层楼？再看看各国的资产阶级，它们自己岂不也都为资本主义残存的前途担忧？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法国的实业家在重建工厂之余，岂不也扪心自问：国有化政策，或干脆由红军当政，恐怕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吧？保守派法国史学家勒鲁瓦·拉迪里（le roy ladurie）后来回忆，当年即深受亲人这种疑惑心情的影响，毅然于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leroy ladurie，1982 p．37）。再听听美国商业部副部长于1947年3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报告，他说：欧洲多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就会崩溃瓦解；至于其他国家，不也都风雨飘摇，饱受威胁，好不到哪里去（loth，1988，p．137）？
这就是当时那些革命儿女的心情，那些从地下组织走到明处，经过战斗、抵抗、监狱、集中营、流亡，终于重见天日，进而为国家前途负起责任的男男女女的心情。而此时此刻，国家在一片废墟里。他们之中，有人可能再次注意到一个事实：推翻资本主义，最容易着手的地方不在其心脏地区，恐怕反而是资本主义最不振，或几乎不存在的地方吧。但回过头来，谁又能否认世界大势的确已经戏剧性向左转了？大战方歇，如果说新掌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任何忧虑的话，绝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的心事，是如何在有时难免敌意的民众当中，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家国；是如何在重建国力、确立安全之前，对付资本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说来矛盾，共产党国家疑惧不定，西方国家也同样不能安枕。第二波世界革命之后全面笼罩世界的冷战，根本就是双方噩梦大赛的结果。东怕西，西怕东，不管谁的恐惧比较有凭据，这一切都是1917年十月革命种下的果，同属十月革命以来发展的一个大时代。然而进一步地说，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步入尾声，只不过它还要再花上40年的时间方宣告结束。
但是，世界的确已经因此改观。也许改变的方向，不完全如列宁，以及那些深受十月革命精神感召者所期望的一般。离开西半球，世上几乎找不出几个国家，不曾经过某种程度的革命、内战、抗敌活动，或从外国占领下光复、或从殖民帝国手下挣脱出来。而老大帝国见到大势已去，为防后患，也纷纷主动退出各地的殖民地。（至于欧洲地区，唯一不曾经历这些动乱的国家，只有英国、瑞典、瑞士而已，或许冰岛也可以包括在内。）甚至在西半球地区，除去一律被当地挂上“革命”头衔的政府剧烈更迭之外，几场大型的社会革命（包括墨西哥、玻利维亚、古巴等国的革命及后续者），也完全改变了拉丁美洲的面貌。
到如今，真正以共产主义之名出师的革命气数已尽。不过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依然由共产党领导，为其奏起挽歌就还为时尚早。然而同样地，世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旧制度、旧社会了：就好像法国一旦经历了大革命及拿破仑，就再也不可能回头一般。同理，各处的前殖民地也证明，想要重返被外人殖民以前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对现在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前共产党国家来说，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的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将必永远带着当年取代了真正革命精神的反革命特别印记。我们绝不可能设想苏联时代不曾发生，任意将它从俄罗斯，或世界的历史里一笔抹杀。圣彼得堡，再也不可能恢复1914年以前的面貌了。
除了深远的直接影响之外，1917年以后发生的世界动荡，还带来许多影响同样重大的间接后果。俄国革命之后，世界开始了一连串殖民地解放自治的过程。在政治上，则一方面有残酷的反革命势力出现（其形式包括法西斯主义及其他近似的运动，见第四章），另一方面，也为欧洲国家带来社会民主党派的参政。一般都已忘记，其实一直到1917年以前，所有的劳工及社会主义党派（除了近乎边缘地带的大洋洲地区以外），都情愿留在长期性的反对党的地位，一直等待社会主义全面执政一刻的到来。第一批（非太平洋区）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联合性的政府，成立于1917－1919年间（计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几年之内，又有英国、丹麦、挪威等国跟进。我们也太健忘了，其实这些社会民主党派的立场之所以温和，一多半是针对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反应所致。另一个原因，也出在原有的老政治体系急于收编它们之故。
简单地说，1914－1991年这77年的短促20世纪，少不了俄国革命及它带来的直接间接影响。它还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资本主义因有苏联帮助，方才打败希特勒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最矛盾的是，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个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