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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ugh thomas pp．270…271；m．delgado，1992，p．56）。
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两声余响：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领袖及发言人，纷纷出面抨击群众行为的不当；虽然在骨子里，他们自己也是狂热的反教会分子。甚至连那些一向以憎恶教士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闹得太过分了。可是对参与闹事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彻头彻尾就不一样。（换到另一个不似伊比利亚半岛如此男性化肌肉型的社会里，群众政治是否也会这样疯狂地残杀旧偶像呢？这其实是一个不顾事实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若对女性态度认真研究，也许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事实证明，所谓革命发生，政治秩序解体，偶像权威崩溃，街头百姓完全靠自己（妇女也在内，如果男人让她有这个自由的话）的这种革命形式，在20世纪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使连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权在革命之下骤然崩解，德黑兰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国王，虽然绝大多数都属自发的活动，却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多亏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教组织，旧政权刚灰飞烟灭，新政权就已建立。虽然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才真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见第十五章）。
另外一件事实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除了某些地区性的突发事件以外，20世纪在各地发生的历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发政变（多数几乎均属军事政变）夺得首都所致，便是长期武装抗争（多为农民运动）的最后胜利。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军旅生涯往往为那些受过教育、却缺乏关系和财富的优秀青年，提供了开创一番大事业的出路。在这些卑微出身的低级军官中间（有时甚至连士官阶级也在内，不过比较少），同情激进派及左翼者甚为普遍。因此因政变起头的革命，往往在如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free officer revolution）］，以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出现（1958年的伊拉克，50年代以来不时发生革命的叙利亚，1969年的利比亚等等）。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史中，军人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虽然他们夺权的动机，很少是出于明确的左翼立场。就算发动之初，确实出于左倾意识，却鲜见长期的坚持。不过1974年，葡萄牙曾发生一场军官叛变，使观察家大为惊异：一群年轻军官，对葡萄牙长期从事的殖民地保卫战感到幻灭而走上激进，起来推翻了当时世上掌政最久的右翼政权，是所谓“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tions）。与军官们联手出击的队伍，包括地下组织的共产党人，以及五花八门的马克思派团体。但它们之间的联盟最终分道扬镳，总算使欧洲共同体成员松了一口气。事后不久，葡萄牙也很快加入欧盟的组织。
至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诚然，在由德军手里收复法兰西帝国各殖民地的战斗中，前帝国在当地训练的部队战士——他们被升为军官的人数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法属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这些在二战当中与戴高乐（de 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并肩作战，而且人数占多数的殖民地士兵，战时战后，却都尝到了相当失望的滋味。他们不但经常地受到歧视，而且跟其他多数不属戴高乐派的法国地下抵抗人士的命运一样，战事一结束，马上就被打入冷宫。
在法国光复后举行的正式胜利游行队伍里面，自由法国部队显示的肤色，远比真正为戴高乐派赢得战斗荣誉的成员“白”得多了。总而言之，当年虽曾有过5万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动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但就整体而言，为帝国势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队，即使在当地人领导之下，也始终对帝国忠心耿耿。最起码不曾带有任何政治的色彩（m．echenberg，1992，pp．141－145；m．barghava anda．singh gill 1988，p．10；t．r．sareen，1988，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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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6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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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社会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
队战术多属农民运动性质。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说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革命带往全欧的时期里，所谓各地势力庞大的游击战斗，千篇一律，不都把矛头指向法国吗？那些非正规军的游击活动，可从来不是为了法国，以及法国革命的理想而发动的。因此，一直要到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游击队”一词才正式收入马克思派的词汇。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红白两军内战期间，于正规部队作战之外，也曾多次发起非正规队伍的格斗。它们把这种攻击方式称为“游击兵”（partisan）。二战期间，各地受苏维埃精神激发而起的地下抗敌运动，均奉此战术为正宗。回想起来，当年西班牙内战之际，游击式的行动几乎不曾出现，倒真是一件怪事。因为在佛朗哥（franco）部队占领的共和地区，游击战大有一显身手的余地。事实上到了二战之后，共产党曾从外围组织了势力相当庞大的游击中心。可是在大战以前，游击战根本就不属于革命家的工具之列。
中国则是例外。在那里，某些共产党领袖（但非全部）开始采用游击战术——时间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翻脸，放弃国共合作发动清党之后。加以共产党在各地城市（如1927年，广州）策划的暴动纷纷失败，不得不走上游击之路。毛泽东，就是鼓吹这个新战略的主要人物——最终他也因此成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毛干了15年以上的革命，认清了一桩事实：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中央政府有效统治之外。毛还热烈崇拜描写中国绿林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从中他又体会到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游击战就是中国社会冲突中使用的传统手段。1917年间，青年毛泽东就曾叫追随他的学生效法水浒精神。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山间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游击队地区，以及水浒好汉式的山寨。凡是深受古典教育熏陶的中国人，谁都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神似（schram，1996，pp．43－44）。
可是中国革命人的策略，尽管何等英勇动人，拿到国内交通比较进步现代、政府也惯于统治全国地区（不管多么遥远及困难）的国家里面，却完全行不通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甚至在中国本地，短时间内游击策略也无法成功地开展。国民政府发动数次猛烈的攻击，终于在1934年，迫使共产党放弃了他们在华中各省建立的独立苏维埃红区，开始其传奇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撤退到人烟稀少偏远的西北边区。
自从1920年，巴西起义军首领诸如普雷斯特等人，在落后的丛林地区倒向共产党之后，没有任何重要的左翼组织再采取游击路线。唯一例外是由尼加拉瓜（nicaragua）桑地诺将军（cesar augusto sandino）领导，与支援该国政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发生的战斗（1927－1933年）。50年后当年之战又在尼加拉瓜爆发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 front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革命。＇令人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却以游击路线的姿态，描绘巴西一位革命分子蓝皮欧（lambiao）。蓝氏出身绿林，是巴西连环故事书中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而毛泽东本人，一直到古巴革命之后，才成为革命运动的指路明星。
然而二战爆发，却为游击革命带来了立即且普遍的推动力：希特勒德国及其盟邦的部队，占领了欧洲大部，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各国自有组织地下抗敌运动的需要。希特勒转对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各种共产党运动纷纷动员。地下抗敌活动，尤以武装抗敌为最，声势日益浩大。德军最后的溃败，各地抗敌组织有其不同程度的贡献（见第五章）。大战结束，欧洲各处的占领军政权或法西斯政权，一一冰消瓦解。一些在战时武装活动特别出色的国家，此时便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分子取得了政权，或至少曾企图取得政权（计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先有英方、后有美方军事干涉的希腊等国）。一时之间，甚至连意大利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北地区，也有落入共产党政权手中的可能（虽然时间可能不长）——可是左翼革命分子并没有动手。其中原因至今仍有争议。至于1945年以后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事实上也应看作战时抗敌运动的嫡传。因为即使在中国，也要到了1937年日军发动攻势进攻中国大部之后，毛率领的红军才开始重新发展势力，迈向夺权之路。世界社会革命的第二波，源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当年第一波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虽然在实际上，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一回，革命夺权之路，始于对战争的发动，而非对它的厌恶。
至于革命新政权的性质及政策，将在别处予以讨论（见第五及第十三章）。在本章里，我们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