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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现象超乎理性范围所能分析。其首领以上天之口吻谈世界霸权及毁灭；其政权，以最恶劣的种族仇恨意识为基础；其国家，却是欧洲文化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然而这样的国家却一心为祸，灭绝5000多万人口，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无数——其恶行之极至，竟以机械化手法屠杀犹太人达数百万众。史家面对奥斯威辛（auschwitz），只能哑然无语不知从何说起。
——克肖（lan kershaw，pp．3…4）
为祖国、为理想献出生命！……不，光死不足以成事。即使在最前线，杀敌才是第一。……死算不得什么，死并不存在。没有人想到自己会死，杀、杀、杀，这才是正事，这才是待你我开拓的疆域。是的，只有上前去杀，才是你全部意志的体现。因为只有通过杀，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人身上完成。
——一位法西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年轻志愿军的书信（pavone，1991，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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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1
，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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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生于19世纪的前朝遗老而言，20世纪灾难时代的种种变化发展之中，最使他们深受震撼的就是人类自由文明价值和制度的解体。多少年来，起码在所谓的“先进”或“进步中”的地区，生活在19世纪的人，已经将自由文明的进步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文明的价值观，不信任专制独裁；誓行宪政，经由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及代议议会以确保法治社会；主张一套众所公认的国民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不论国家社会，均应知晓理性、公共辩论、教育、科学之价值，以及人类向善的天性（虽然不一定能够完美）。而这些价值观点，在整个19世纪内，显然在不断地进步；观其情况，也势将一直发展下去。不是吗？到1914年时，连欧洲硕果仅存的最后两家专制政权——俄罗斯和土耳其——也都开始让步，先后走上立宪之路；伊朗甚至还向比利时借了一套宪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这套价值观挑战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传统的势力如罗马天主教会，借教义设下障碍采取守势，防范优越的现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向既有势力挑战，并预言传统必亡。这些人多半出身“名门”，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中心，他们挑战的对象，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在其中的旧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总体说来这是一股使人烦神的新现象（见《帝国的年代》）。一些既无知又落后的群众，确应对其抱有戒心。他们一心想靠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人类潜在的缺乏理性，恐怕极易为人煽动利用。但在事实上，不论是新兴的群众民主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连其中最最狂热危险的分子，也对理性、科学、进步、教育，与个人自由的信条，有着同样的热情，不管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他们热烈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纪念章（may day），一面是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社会主义运动挑战的对象，乃是经济制度，而非宪政及文明教化，当时以倍倍尔等为首的法德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即使组成政府，也绝不会是“人类已有文明”的断送者。当时，断送文明的政府还遥远得很。
从政治层面来看，自由民主的制度其实已经大有进展。1914－1918年间，世界虽然爆发了那场野蛮的战争，民主却因而更前进。除了苏联是个例外，大战后冒出来的国家，不分新旧，基本上都成立了代议国会性质的政权，甚至连土耳其也不例外。从苏联边界以西，1920年的欧洲举目皆是实行代议制的国家。自由立宪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经由选举产生代议议会及（或）国家元首。当时凡是独立国家，一律采用此制。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两次大战之间，全球虽说共有65个独立国家，绝大多数却均位于欧美两洲。而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在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国当中，1919－1947年间，只有5国从未举行过选举。而这5国都是些孤立的政治化石，包括埃塞俄比亚、蒙古、尼泊尔（nepal）、沙特阿拉伯（saudia arabia）以及也门（yemen）。在这段时间里面，另5国则有过一回选举，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态度，显然不太友善，分别是阿富汗（afghanistan）、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危地马拉（guatemala）、巴拉圭（paraguay），以及当时仍称为暹罗的泰国。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能有选举存在，足以表明自由政治思想——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渗透之强之广了。同样，选举的存在和次数也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不能由此便断定一国是否有真正民主。1930年以还，伊朗曾有过6次选举，伊拉克则有过3次。而这两国无论哪一个都算不得民主国家。
不过，选举式的代议政权在当时的确相当普遍。然而，从墨索里尼所谓的“进军罗马”开始，一直到二战期间轴心势力达于巅峰的20年间，自由政治制度的盛况却发生灾变，开始快速地消退。
1918－1920年间，欧洲有两国的立法议会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职权。到了2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6国；30年代变为9国。到了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之下，又有5国宪政宣告倒闭。简单地说，两战之间的年代里，唯一不曾间断，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欧洲国家，只有英国、芬兰（勉强而已）、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瑞典和瑞士而已。
至于囊括了另一群独立国的美洲地区，情况则比较不一致，但与民主制度的进展也绝对相去甚远，能够一贯维持宪政体制非独裁国家的名单极短，只有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美国，以及经常被众人忘掉的“南美瑞士”暨南美唯一真正的民主国家——乌拉圭（uruguay）。我们最多只能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一直到二战完毕，南美的政局忽而向左，忽而往右。除此之外，全球其他地区多为殖民世界，因此根本就不算自由主义的政权，即使以前曾经有过自由主义意识的宪法，如今也日益远去了。1930－1931年间，日本政权从自由派手中，拱手让给军国主义势力。泰国则试验性地迈出步伐，往立宪之路小试几步。20年代初期，土耳其政权落入新派军事强人凯末尔的手中，凯未尔力倡现代化，却绝不容任何选举影响他的大业。总而言之，横贯亚、非、大洋洲三个大陆，只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始终一贯民主。至于位于非洲的南非，由于绝大多数民众都被排除在白人宪政之外，故也算不得真正民主。
简单地说，纵贯整个大灾难的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在各地面临大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际，自由阵营败退之势更加剧了。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一共约有35国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至于确切数字，得依拉丁美洲那几个共和国的定义而定）。到了1938年，却只剩下17国左右了。再到1944年，全球64个国家当中，恐怕仅余12个民主宪政。大势所趋实在再为明显不过。
共产主义，往往被视作1945－1989年间对自由政体最大的威胁。基于这项假定，我们便有必要提醒自己，回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自由政体的大敌，其实却是右派的政治势力。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或起源于该党的自白。这个名词，一直到1945年以前，都只限用在法西斯式政权身上。当时的苏俄与世隔绝（1922年起，改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根本无能向外扩展共产主义。斯大林当政之后，苏联更无意向外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主义派（或其他任何派别）领导的社会革命一阵短暂弄潮，随即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运动则摇身一变，从颠覆势力转而
成为维持国家的力量，其心向民主，实在无可怀疑。在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里面，共产党员都居于少数地位。难得有几个势力强大的，却往往难逃被镇压的命运。社会革命的力量的确可畏，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疑惧，二战期间及战后掀起的革命风暴，都证实这种担忧绝非过虑。可是回到两次大战之间自由主义大撤退的20年间，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被左派推翻的。这段时间，最大的危险纯粹来自右派。而当时的右派，不但危及立宪代议制的政体，更在思想意识上，对民主自由所依存的自由文明构
成莫大威胁。其甚嚣尘上之势，极有发展成世界性政治运动的潜力。仅用“法西斯”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但若说法西斯与其无关，却也又不尽然。
法西斯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因为当时起而倾覆自由派政权者流并非均属法西斯一派。法西斯脱不了关系，则因为不论首创名号的意大利式法西斯，或后来沿袭法西斯作风的德国式国社党，都对其他反自由的势力造成起而效尤的刺激作用。意德两国的法西斯党派政权，不但支持各国的极右派，更为国际右派带来一股历史的自豪感：30年代右派之盛，看来显然就是人类未来希望所寄。某位政治学泰斗说得好：“东欧的独裁君主、官吏、军人，还有（西班牙的）佛朗哥，纷纷以法西斯为师……实在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啊。”（linz，1975，p．206）
拉丁美洲的军事政变，属于比较传统的颠覆形式。走马换将，接班上台之人，往往是不具特定政治主张的独裁者或军事强人。将此除外，当时推翻自由民主政权的势力，一共可分三类。这三类势力，一律反对社会革命，而它们之所以兴起，实在归因于对1917－1920年摧毁旧社会之风潮的反动。这三股势力也全属独裁统治，对自由政体怀有极大敌意，不过某些时候，其动机所在，往往出自实际的考虑，而非原则的歧异。老派的反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