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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心惊,深受威胁。眼看那些雄辩的反对党头目、工会领袖摇身一变,纷纷上台成为政府官员。看在眼里,滋味自然不好受。但是比较起来,更令人心惊之事,却是这股新兴力量蕴涵的威胁意味。算起来,这伙人不都属于左派吗?回到当年社会紊乱不安的年代,实在很难划分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何不同。老实说,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要不是共产党拒绝接受,许多社会主义党派早就欣然投入其怀抱了。“前进罗马”之后,墨索里尼刺杀的那个家伙马泰奥蒂(matteotti)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头目,其实只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传统的右派,恐怕把坚持无神论的俄罗斯看成了全世界罪恶的渊薮。可是1936年间的骚动,表面看来好像是以共产党为目标——对共产党开刀,唯一的原因只是它是人民阵线成员当中最弱小的一环罢了(见第五章)——事实上,它们所要对付的对象,却是当时风起云涌,甚受动荡民情偏好的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后者的气势,一直到内战时期才结束。列宁和斯大林之所以成为法西斯反动思想兴起的起因,其实完全是事后找的借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右派反弹,为什么往往以法西斯的形式占得上风?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实激进性质的右派,在1914年以前就已存在——它们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及恐外症,将战争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偏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价值体系。在右派自己的圈子中,以及某些知识分子、极端分子虽有政治影响力,却始终不曾占有任何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分子的机会却来了。旧政权纷纷倒台,随之而去的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以及为其发挥权力、影响、霸权的整套体系。但凡是旧系统依然运作良好的地方,法西斯之流毫无动弹余地。比方在英国,虽然曾造起一时的小小骚动(如前所提),却一点进展也没有,传统的保守右派始终掌握全局。至于在法国方面,一直到1940年败于德国之前,法西斯派也没有多大成就。法国虽有传统的极右派——主张君主制的法兰西行动派(action francaise),以及拉罗克上校(la rocque)率领的火十字团(croix de feu,fierycross)——它们虽然急于痛击左派,却算不上法西斯党。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参加了左派地下抗敌组织。
此外,在新兴的独立国家里面,若有新起的国家主义阶级或团体执政,往往也无须法西斯主义效劳。新兴的统治阶级,立场也许反动,手段极可能专制,但若论起其法西斯的性质,往往言过于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反民主右派集团,通常只是在嘴皮子上与法西斯认同,骨子里却完全是两家人。新复国的波兰在集权好战者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则属于民主政权;两者却均不见有分量的法西斯运动发展。此外,法西斯的势力,同样不见于塞尔维亚部族在新成立南斯拉夫聚居地。即使在法西斯或类似运动侵入的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甚至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虽然佛朗哥本人不是法西斯——领导人本身也许是老牌的右翼或反动分子,但除非万不得已,屈服在德国压力之下(如1944年的匈牙利),通常都将法西斯势力控制得相当牢固。当然,在这些少数国家主义者当权的新旧国家里面,法西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至少看在可以借此向意大利以及德国(1933年之后)索取某些财源及政治帮助的份儿上,向法西斯靠拢不是傻事。比方当年的(比属)弗兰德斯、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能够让超右派疯狂分子得势的条件有几个:国家老大,统治机制没什么作用;百姓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不知道到底应该跟从何人的脚步;社会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之迹象,事实上却又缺乏革命的条件;国家主义兴起,对1918-1920年间制定的和约极端憎恨。只有各种状况齐集之下,原有的统治特权阶级束手无策,对极右派的主张难免心动,不得不向其求援。1920-1922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政府之求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1932-1933年,德国保守派之求于希特勒的国社党,便都是势穷力竭而出的下策。同理,极端右派的运动组成了庞大的组织力量,有时甚而组成穿着制服的非正规部队(墨索里尼的战斗团)。经济大萧条期间,极右派并在德国组成大规模的投票部队。然而,德意两国虽然成为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党却不是靠“夺权”上台。无论法西斯分子如何喜欢吹嘘自己“占得街头”和“进军罗马”的辉煌战绩,法西斯之所以登上德意两国的政坛,却是在原有政权的许可之下实现的(在意大利,甚至是出于原政权的主动)。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宪政合法更替”的形式发生。
法西斯党真正的新计谋,是一旦登台称王,就再也不肯遵守旧有的政治规则。只要是它有办法控制的地方,不论大小,法西斯一律全盘吃掉。所谓权力完全转移,即消灭所有对手的过程,在德国不过两年(1933…1934年),在意大利则较为长久(1922…1928年)。但是不论时间长短,一经确立,内部就再也没有约束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力量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一位超级民粹的“元首”(duce;fuhrer)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政权。
笔锋至此,不得不提一下,一般对法西斯主义有两项不甚恰当的看法。其中一项与法西斯派有关,但为许多自由派历史学家借用。另一项是与正统的苏维埃马克思学说有关。总而言之,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西斯式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本身也不是“独占性资本主义”或大企业的体现。
法西斯运动的确带有几分革命运动的气质,因为只要法西斯从众渴望社会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改变,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及寡头的独占,它就具备了几分革命的成分。可是,革命法西斯这匹怒马,却始终不曾起跑。纳粹全名虽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可是任谁如果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认真的话,希特勒马上便将其打入冷宫——希特勒本人,显然并不把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当成一回事。所谓回归中古时代的小民世界,小农工匠、汉斯少年、金发姑娘,人人安分守己、世代相传的乌托邦社会毕竟不可能在20世纪这个重要的国家里实现'唯一的例外,恐怕是纳粹二号头子希姆莱(himmler)一手规划的梦魇国度。在那里,他计划制造出一批血统纯正的人种来'。更不要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权之中,德意两国一心一意,只想朝现代化及科技进步的方向前进。
因此,国社党最大的成就,在于一举清除了旧有的帝国阶级及制度。事实上希特勒掌权之后,唯一曾经起来向他挑战反抗的只有旧贵族阶级的普鲁士陆军,此事发生于1944年7月。事后,这批军官全被消灭。因此,德国旧有的上层阶级和组织制度,先有纳粹的铁腕粉碎在先,继有二战后西方占领军进一步彻底扫除在后,事实上却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牢固的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成立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1918-1933)则不然,充其量不过是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少掉一个皇帝罢了。不过若论社会政策,纳粹也的确为民众做了几件事:法定假日、国民体育运动,以及计划中的“国民车”等等'国民车的构想,二战后成为众所皆知的“大众车”(volkswagen,即bettle)'。但是国社党最大的建树,还在为德国扫除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其功效之强,比其他任何政府都大。这还多亏纳粹反自由的立场,纳粹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自由市场的玩意,方才得放手一搏。话虽如此,纳粹不过是老酒新瓶,一个重新装修重新得力的旧式政权,在根本上,并非迥异于以往的全新政权。这一点,德国跟3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相同(相信不会有人把当时的日本视作革命性的政权吧),两者都是实行一种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本国的工业系统,推上令人瞩目的高峰。至于法西斯的意大利,不论是经济或其他成就,比起德国则不过尔尔,我们从它在二战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意大利的战时经济,出奇地差,所谓“法西斯革命”的高论,不过是嘴上说得好听罢了。当然对法西斯小民大众来说,这个美丽的辞藻虽属口吐莲花,却是真心实意。而意大利的法西斯跟德国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在大萧条的痛苦经验,以及魏玛政府无能表现的夹击之下,激发出来的反弹。而意大利法西斯却是旧统治阶级公开的维护者,为抵御1918年后因革命造成的动荡而产生的。事实上,它多少带有19世纪以来意大利统一过程的传统,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较前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意大利法西斯也算功不可没。比方说历届政府中,它是唯一能够彻底镇压西西里黑手党(sicilian mafia)以及那不勒斯卡莫拉秘密会党(neapolitan camorra)势力的。然而就历史的意义而言,意大利法西斯的目标及功业都不重要,最要紧的在于它为全球首创了反革命风潮的成功新范例。墨索里尼的作为,给了希特勒极大的灵感;而希特勒也从未忘记恩师的启示;意大利的事在他的心头上也始终居于第一。而由另一方面来看,长久以来,在各极右派运动之中,意大利法西斯一直是个特殊。它不但容忍“现代派”(modernism)前卫艺术的存在,甚至还有几分欣赏。更重要的是,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与德国采取同一阵线以前,意大利法西斯对于反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