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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法西斯是“独占资本家”化身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谈到那些超级大企业组织，只要政府不真的去将之收为国有，它跟哪一种政权都可以水乳交融，而无论哪一个政权，也不得不与其交好。所谓法西斯对“独占性资本利益”的体现程度，其实并不高于美国民主党的新政，或英国工党政府，以及德国的魏玛共和国。30年代初期的德国大企业并不特别想要这个希特勒；他们若有选择，恐怕还比较喜欢正统的保守主义。一直到经济大萧条袭击世界，德国企业才开始对希特勒稍微假以辞色。待到希特勒上台，企业界方才开始衷心拥戴，到了二战期间，德国企业甚至开始使用劳工，以及死亡集中营的死囚。而犹太人的资产遭到充公，德国人的大小企业自然利益均沾。
然而，对资本企业而言，法西斯主义自然有几项其他政治体制不及的优点。首先，法西斯清除（至少击败了）左派的社会革命，事实上等于是抵挡赤色浪潮的中流砥柱。第二，法西斯统治下，没有工会组织，管理阶层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尽量管理使用其人力资源。许多大老板、经理人，他们管束属下奉行的教条，根本就是法西斯本身的“领导原则”，而法西斯主义也充分授予其权威的合理身份。第三，劳工运动既然不存在，政府便可采取虽不合理，却对企业极为有利的整治萧条的手段。1929－1941年间，同一时期在美国，前5％消费阶层的（全国）总收入，跌落了20％（英国和北欧则呈类似却较平均的跌势）；可是德国却跃升了15％（kuznets，1956）。最后一点，我们曾经提过，法西斯相当擅长刺激工业的增长及现代化——虽然在风险性和长期科技计划方面，比西方民主国家要落后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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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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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经济大恐慌不曾发生，法西斯主义在历史意义上还会占有一席之地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光靠意大利单打独斗，缺乏震撼世界的条件。意大利之外，20年代的欧洲，另外也没有什么前途看好的极右派反革命运动，当时极右派欲振乏力，而主张起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不是别的：1917年后掀起的革命激情已经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局势也正日渐好转。十一月革命之后，德国的极右派狂人，以及他们组成的非正规军虽然也曾受到德意志帝国时代社会的中坚：军事将领、公务人员等辈的支持，但可想而知，后者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确保新生的共和国能够守住保守和反革命的立场。更重要的是，维持德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保持活动的余地。因此支持归支持，遇到紧要关头非作选择不可的时候，保守集团毫不犹疑，还是会回头力保现状。1920年右派发动的卡普叛变（kapp putsch），及1923年慕尼黑暴动即是二例——也就在慕尼黑的暴动中，希特勒头一回上了报纸的头条。然而一旦经济情况好转（1924年），国社党的势力立刻一落千丈，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残余小党。1928年的大选中，国社党敬陪末座，只得到2．5％～3％的选票，仅为共产党得票率的五分之一强，更不及社会民主党的十分之一。票数之低，甚至还比不上当时德国最小的党派——斯文温和的德国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只有后者的半数多一点。然而两年之后，国社党却跃升为德国第二大党，一举攻下18％的选票。4年之后，1932年夏，更登上德国第一大党的宝座，席卷了全部选票的37％。但是在真正民主式选举进行的期间，国社党就没有这么威风了。希特勒现象之所以能从一种偏激的边缘政治，地位一再跃升，最终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显然都是大萧条所赐。
然而，尽管经济大萧条是促成法西斯得势的一大原因，若没有德国凑上一脚，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在30年代一发不可收拾，变成力量如此庞大，影响如此深重的狂潮。论面积、论经济、论军事潜力，更不要说其地理位置，德国都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家，不管由哪一类型的政府执政，都不会影响其政治地位的重要。请看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却都不曾打垮德国深厚的实力，即可见一斑。20世纪即将结束，德意志毕竟仍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大国。德意志之于法西斯，正如苏联之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分子，为左派夺下了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足足占有全球六分之一的陆地”——共产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常常喜欢这么夸口），使得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扬眉吐气。即使共产党势力在苏联境外势消力弱之际，其重要性也一样不容忽视。同样地，希特勒夺得德国政权，足以证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从此法西斯加足马力，一举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后的10年里，德意两国同样推行军事扩张，大逞其狼子野心（见第五章）——又有亚洲的日本隔洋助阵，声势更见强大——东西携手，共同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动向。如此一来水到渠成，其他一些条件合适的国家或运动，自然也深受法西斯主张的吸引，纷纷寻求德国和意大利的庇护——而德意两国野心勃勃，正中下怀，自然欣然接纳它们的投靠。
在欧洲地区，这一类投入法西斯怀抱的运动多属政治上的右派，其中道理自然不言而喻。在犹太复国运动的阵营里，有意大利法西斯倾向的一派，杰保汀斯基率领的“修正路线”，显然就自居为右派。对于复国运动组织中占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和自由派的左翼团体，杰派采取对立的立场。不过，法西斯之所以能在30年代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单靠德意两大强国推波助澜，就足见其功了。其实在欧洲地区以外，其他各国几乎不具备任何促使法西斯思想诞生的条件。因此，若连这些国家也出现法西斯分子，或出现受法西斯影响的运动风潮，其政治意义，不论就位置还是作用而言，法西斯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就更值得玩味了。
当然话说回来，欧式法西斯在海外，的确也有其回响存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首领穆夫提（mufti），以及其他各地反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有英方作后台），自然觉得希特勒的反犹太意识跟自己意气相投。虽然在传统上，伊斯兰教始终与各种异教徒并居并存。至于所谓“雅利安种”（aryans）的印度教（hindu）徒，则自以为血统高人一等，是真正原版的阿利安人，瞧不起同居印度次大陆的肤色较深的其他民族。这种心态，与现代斯里兰卡（sri lanka）岛上的僧伽罗（sinhalese）极端分子相同。而南非荷兰后裔的布尔人，二战期间曾被加入盟国的南非政府拘留。战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1948年），领导这项政策的一些人便是当年关在拘留营里的布尔人。他们的心态意识，自然与希特勒有几分渊源——一是对种族思想深信不移；二是受盛行于尼德兰低地一带的加尔文教义影响，具有超右派的气质。但若因此便说法西斯不同于共产党，根本不曾存在于亚非地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欧洲移民当中），因为它似乎与当地政治没关系。这种说法却不能成立。
就广义而言，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战期间，日本与德意联盟，在一条阵线上共同作战。日本国内的政治，更全为右派把持。东西之间，轴心国家真是心神交会，意气相投。日本人种族意识之强，举世无出其右，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最优秀的民族。为了维护种族的纯正及优越，在军事上，日本人深信自我牺牲、绝对服从、禁欲自制是必要的美德。武士道的精神，也必然衷心信服希特勒亲卫队（ss）的精神标语（‘meineehre ist treue’最贴切的翻译，恐怕就是“荣誉，即盲目的服从”）。当时的日本社会阶级制度谨严分明，个人则全然奉献于国家和天皇，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更是绝对的排斥。瓦格纳歌剧里蛮族世界的众神，神圣纯洁的中古骑士，尤其是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风光，充斥着德国民族主义（volkisch）的梦幻，种种神话传说，日本人心领神会，接纳吸收毫无困难。日德两民族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揉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偈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迎之唯恐不及吧。但是他们自家的“精神粮食”已经够用，不需要法西斯再来锦上添花。不过，却也有部分日本人士看出东西法西斯精神的共同点，大力鼓吹日本加强与欧洲法西斯的认同。这些人士包括日本驻欧洲法西斯国家的驻外人员。但主张最卖力者，则是专门暗杀政坛人物的超国家主义恐怖团体，谁若被它们认为爱国不力，势必难逃毒手。此外，尚有声名狼藉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但是，欧洲法西斯运动风潮涵义重大，并非区区东方式封建思想外带帝国式国家使命所可包含。法西斯兴起于民主的时代，属于黎民百姓出头的世纪。单单就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运动”潮流，众人从自己中间选出领袖，进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为目标的意义而言，对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观念。日本相中的德国事物，是普鲁士的陆军及传统，只有这两样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简单地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貌似神近，骨子里面日本人却绝对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于日本人跟意大利人之间的精神接攘，其间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
再论其他那些希冀德意援手的国家。尤其在二战初期，一时之间，轴心势力似乎胜券在握，那阵纷纷来投奔法西斯的诸国，思想意识的认同，更不是它们主要的动机。虽然在表面上，如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等奉行国家主义的小国，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