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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降临，却使得政府治理的功能愈形重要。旧有的政府职责，局限于提供基本法则以供企业及市民社会运作，局限于提供军警监狱以维持国内治安以防外来侵害。旧政治圈里原有一句绝妙好词，以“守夜”职责来形容政府功能，这句妙语，却随着时代演变，跟“守夜人”这个职业一般，已经开始过时了。
民主的第四项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20年代民主的破产，或因为不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紧张压力所致（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由于国家冲突而亡（波兰、南斯拉夫）。30年代民主政治的倾覆，则是因为受不住大萧条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魏玛共和国的德国与20年代的奥地利，再看看今日德意志联邦与1945年后的奥地利，两相比较，自然一目了然。国家一旦富强，连国内各族之间的冲突也不再那么难于处理了，只要各个弱小团体的政客，都能从国家这个大碗里面分得一匙就可以了。当时中东欧各国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那就是重农党当权的捷克，而该党的力量所在，也就在于人人分得一杯羹这项原则：依据各个民族均分利益。但到了30年代，连它也支撑不下去了，再也无法维持境内各族——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匈牙利、乌克兰——共聚一条船上。
在这种种情况之下，民主反而成为将原本就不可妥协的群体正式分化的工具了。何况即使在最好的状况里面，如果各群体无法共存，民主政府都难长治久安。如果更进一步，哪一国又以最严格的代表比例制度，执行民主代议的理论，情况就更为艰难。一旦遇到危机，国会里没有多数可以依循时，于是另谋解决之路的诱惑就极大了，如德国即是一例（英国却完全相反）。甚至在安定的民主政体，多数国民也将民主政体里意味的政治分化看作民主制度的成本，而非效益。竞选的广告往往大肆宣传，表示候选人的政见不是出于政党路线，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即可见一斑。一旦危难临头，民主的成本代价太高，民主的好处可就更难看出来了。
因此，在继旧有政权而起的新国度里，以及绝大多数地中海与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民主政治不啻一株萎弱的幼树，企图在满地石块的瘠土里挣扎生长。这一点，实在不难了解。民主政治最大的辩护是，虽然不够理想，但总比其他任何制度为佳吧。此一说辞其实也极软弱，两次大战之间，这番话听来更虚无得令人难以相信。连向来拥护民主的斗士，此时也哑然无言。民主潮流的没落，似乎无可挽回，甚至在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境内，观察家也严肃悲观地表示：“即使美国也可能无法幸免。”（sinclair lewis，1935）当时没有人预言，或期待民主会有战后的复兴，更别提90年代初期，民主竟一时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政府形式——虽然为期甚短。回首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自由政治体制的没落，仿佛只是其征服全世界之路上的一小段挫折。不幸的是，随着公元两千年的到来，民主政治的前途却又开始不太确实了。民主制度的优点，在50和60年代曾一度极为明显。可是这个世界，也许又要再度进入一个民主优点不那么明显的时期了。
。。！
第五章 共御强敌
（／小｜说｜网）
明日，多如炮火燎原的年轻孩子，诗人湖滨漫步，周复一周心神交流，窃窃私语，
明日，自行车上青春竞逐在夏日向晚的市郊住宅之间。但是今日，奋斗……
——美籍英裔诗人奥登诗作《西班牙》（w．h．auden，1937）
亲爱的妈妈啊，所有人之中，我知道您将最为悲痛，因此我最后的思念属于您。请不要因我的死亡而责备任何人，因为是我，为自己选择了这条命运之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虽然我的神智清楚，却找不出恰当的言词。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胜利的光芒已经开始闪耀之际，我却要死去了……不一会儿，我就马上要与23名同志一同被枪决了。
战争一旦结束，您一定得设法争取到一笔养老金。他们会把我留在狱中之物都交还给您，我带走的，只有爹爹的贴身内衣，因为我不想冷得发抖
啊……
再说一次再会吧。您千万要有勇气啊！
不孝子
史巴泰可敬上
——1944年，法国马努尚（misak manouchian）地下抗敌组织成员，钢铁工人史巴泰可绝笔，时年22岁（lettre，p．306）
……
第五章 共御强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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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可说是3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产物，因为原属商品市场调查范畴的“抽样调查”，自1936年盖洛普（georgegallup）开始，方才正式延伸入政治领域。而早期根据这项新技术采得的各项民意当中会有一项结果，恐怕会使罗斯福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以及二战以后方才出生的读者大吃一惊。1939年1月，以“如果德苏之间开战，你希望哪一方获胜”为题作调查，被问的美国民众之中，有83％答希望苏俄胜利，支持德国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这个以资本共产两大阵营对抗为基调的世纪里，在这个以苏联为首宣扬十月革命反资本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阵营，与以美国领头并作表率的反共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当中，美国民意竟然舍德就苏，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经济上公认为资本主义的德国，反而出现这种对世界革命老家大表同情，至少也颇为偏向的论调，不是很奇怪吗？更有甚者，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境内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认为正是其暴政最恶劣的时候。
这一段舍德就苏的民意史，自然属于历史上的一次例外，为时也相当短暂，充其量约略可从1933年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算起，一直到1947年两大意识阵营在“冷战”中正式对敌为止。不过更确切一点来看，应该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之间。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范围，正好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当时美苏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实在超出传统国际政治关系或强权政治可以解释的范畴。而且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超乎寻常法则的合纵连横，并携手作战赢得二战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各国最后之所以联合对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方之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在上次大战不公处置的前提之下，急欲为自己找回公道。德国的政策及野心，事实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识形态左右——简单地说，德国根本就是法西斯强权。反之，如果略过法西斯主义不提，现实权力政治的经营计较，则一时尚可勉强行之。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反对是怀柔是抗衡，必要时甚至是战是和，均视当事国国策及大局情况而转移。事实上，在1933－1941年之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角色，基本上都根据这项原则对待德国。因此伦敦、巴黎当局对德国一味姑息（也就是说，慷他人之慨而让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与德国对立的立场，改为中立，以求在国土上有所回收。甚至连意日两国，虽然基于共同利益与德国结盟，1939年时，却也发现利之所在，先不妨暂时观望，不忙着涉入二战第一阶段的战局。但是最后事实演变的结果，证明众人都无法幸免于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背后依循的逻辑。意大利、日本、美国，纷纷被拖下水。
于是在30年代，大势随着时间过去愈发明显，国际间（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场冲突，必须从一种国际全面性、并且属人民与人民间的意识之争来解释（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内部性质的平民之战，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社会革命的对立，而是两种相对意识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股革命思想的头号死敌。简单地说，双方交战的前线，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却是一场若回到19世纪，将以“进步”与“反动”之名划清界线的殊死战。只是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这两个名词已经不再如当年那般适用了。
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西方多数国家内部，挑起了同样的一组问题。这也是一场民对民的内战，因为赞同及反对法西斯两方的力量，横跨了人类每一个社会。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所谓一国国民对本国国家及政府自然生发的效忠之心——也就是爱国之情——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二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阶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