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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二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阶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争爆发之初（有的则像西班牙，是于内战之初）原属反对党或政治流亡中入——即或风云变幻不致如此极端，至少，这些新当权者也是一批认为本国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男男女女，通常是来自各国政治阶级核心的人物，都选择了向共产主义（即苏联）而非自己祖国的效忠之路。因此所谓“剑桥间谍”（cambridgespies）——或从更实际的观点看，日本的佐尔格间谍网＇编注：由苏联情报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于1933…1941年间所建立的情报网＇，不过是众多例子之中的两个而已。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奸走狗”（quisling）一词的发明——源自挪威一位纳粹的姓名——则是用来形容在希特勒铁蹄侵略之下，那些基于思想观念的认同，而非纯属贪生怕死，甘为敌人走狗的政界人物。
这种矛盾状况，甚至连那些纯粹为爱国心所动，而非由全球性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士也不例外。因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如今也分裂为二。坚持帝国精神并强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尔，以及天主教反动背景根深蒂固之人如戴高乐，如今都选择与德国作战一途。这一类人士之所以反德，并非对法西斯素有敌意；却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对本国的角色地位自有某种一定的“看法”。然而，即使就这一类人士而言，他们奋力坚持的目标也属于一场国际层次的“国内”（civil）战争；因为对于爱国一事，他们的观念并不见得与其政府的立场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国开始谋和行动，戴高乐却于18日赴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将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作战，对抗德国。他的这项行动，事实上是向当时法国的合法政权进行叛变。这个政府不但已经依据宪法，决定结束作战，其决定并获得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而在英伦海峡彼岸的丘吉尔，假定面对与戴高乐相同的情况，必定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万一大战的结果是德方获胜，丘吉尔一定会被他的政府以叛国处罪，就像战时会协助德国与苏联作战的俄国人于1945年后被本国当作卖国贼论罪一般。同理，诸如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民族，战时却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之下，头一次尝到了国家独立的滋味（虽然是有条件的独立）。战时独立的领袖，究竟是被该国人民视为爱国英雄，还是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通敌者呢，就只能看意识观点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斯、克两族内部各有民众支持。
于是各国境内民心分歧，最后之所以汇合成一场既属国际战争，也是国内战争的全面性世界大战，究其症结，就在于希特勒德意志的崛起。更精确一点来说，决定性的关键，出在1931－1941年间德日意三国发动并吞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希特勒的德国，更是侵略行动的主力。三国之中，也只有德国最最公然无情，决意摧毁革命时代“西方文明”的各项制度与价值体系，它也是最有能力执行其野蛮计划的一国。于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为德日意魔掌下牺牲者的国家，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后来被称为“轴心势力”的侵略强权，逼近它们的铁蹄。逼到最后，终于只有战争一条路。1931年开始，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法西斯即战争”（fascism means war）。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满洲，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2年，日本占据中国内蒙古地区，并攻陷上海。1933年，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明目张胆，毫不掩饰他的野心计划。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民主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半法西斯式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最大作为，便是抗拒德国的野心并吞；并在意大利的协助之下，镇压了一场谋杀奥地利首相的纳粹政变。1935年，德国宣布废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约，重新以陆海军强国的姿态出现，并（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夺回德国西部边界的萨尔区（saar），又以极端侮慢的姿态，悍然退出国联。同年，墨索里尼也以同等轻慢国际舆论的态度，进攻埃塞俄比亚，并于1936－1937年间，将该国当作殖民地征服占领。随着这项侵略行动，意大利又师法德国，一手撕毁了它的国联会员证。1936年，德国收复莱茵失地，西班牙则在德意两国的公然协助与干预之下，发起一场军事政变，掀开了西班牙内战的序幕——我们在下节将对此多有描述。于是法西斯两大强国，进入正式结盟，即“罗马——柏林轴心”。于此同时，德日两国签定一纸“反共公约”（anti－intern pact）。1937年，不出所料，日本果然发动侵华，从此中日全面大战，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1938年，德国也觉得侵略时机成熟，于3月先吞并奥地利，没遭到任何军事抵抗。然后在接连恐吓之下，10月间的慕尼黑协定终于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割让命运，在没有任何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以“和平”方式转移，并入希特勒德国；至于余下部分，也于1939年3月全部为德国占领。而数月间一直按兵不动，未曾展露其帝国狼子野心的意大利，见此大受鼓励，便也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紧接着一场波兰危机，再度出于德国的领土要求，欧洲陷入瘫痪状态。1939…1941年的欧洲大战由此爆发，并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国政局纠缠，最后竟发展成一张国际大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项：即当时自由民主国家一再软弱退让，到了令人感叹的地步（这些国家，却刚巧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不论是独力对敌还是联合出击，它们既无能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抵御敌人的进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陷入危境，方才导致法西斯与集权势力的高涨及其言论的得势（见第四章）。于是两相对照，一边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边却怯懦胆小、恐惧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便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从那时起，在有关西方政治的讨论里面，“慕尼黑”一词成为懦弱退却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造成的耻辱，当时便立刻为人感受到，连那些亲手签定协定之人也不例外。这份耻辱的来源，不单单在于拱手送给希特勒一个廉价的胜利，更在于签约之前，众人对战争持有的那份恐惧心理；以及签约之后，众人如释重负，总算不惜任何代价，终得一免战争的解脱情绪。听说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在一手签下了这个出卖盟友的协定之后，曾经羞渐地呐呐说道：“真是疯了”。他心中已经准备好回国时面对国人的嘘声。没想到迎接他的群众不但没有嘘声，巴黎人一片兴奋，欢迎他回来。因此当时苏联之所以能孚众望，众人之所以不愿对其境内发生的暴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苏联坚持反对纳粹德国。相形之下，与西方世界的迟疑比较，苏方的立场多么显著地不同。因此，当1939年德苏两国竟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带来的震荡也就更为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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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御强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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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动员抵抗法西斯——即德国阵营——的号召，需要三方面的响应。其一，凡在对抗轴心势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其二，拟定一套实际可行的抗敌方针。其三，各国政府作好准备，彻底实行这一套抗敌方针。而在事实上，这项动员计划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们把全速迈向世界大战的起点从1931年算起，前后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当时众人对这三项号召的反应，常常犹疑迟钝、混淆不一。
联合一致对抗法西斯。基本上，这第一项呼声比较有可能赢得大多数的立即响应。因为法西斯对异己者“一视同仁”，无论是各门各派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或苏维埃式政权，一律被其视为大敌，务必摧毁。套句英国老话，大家若不想被个别“绞死”，那就最好彼此“绞在一起”合力对敌。当时，在“启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阵营里，共产党原是最具分裂性质的一支政治势力。它们的炮火（攻击斗争，不幸正是政治激进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显的敌人，反而集中全力攻打身边的头号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可是希特勒夺权之后，18个月间，共产党的方针便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一举成为反抗法西斯联合阵营当中最有组织、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斗士。共产党的转变，根除了妨碍左翼阵营内部携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过，左翼内部彼此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心态，却依然萦绕不去。
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本质上属于一种同心圆式的围堵（与斯大林共同提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选出保加利亚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公开向纳粹当局勇敢挑战，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于是以劳工阶级联合势力组成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为基础，共产党开始与民主分子及自由人士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携手合作，形成广大的选民及政治联盟。除此之外，随着德国力量的挺进，共产党更进一步拟出策略，将前述两阵线扩大成为“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全国上下，不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轴心势力）为众人的头号敌人。这项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线的反法西斯合作主张——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谊之手”，英国共产党拥抱一向“声名狼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丘吉尔——却较不为传统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实在不得不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