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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喜�26郡既成的独立事实（1921年）。外来的帝国势力，第一次出现了难逃一死的迹象。到大战结束，埃及由札格卢勒（said zaghlul）领导的华夫脱党（wafd），受到美国威尔逊总统言辞的激励，提出了破天荒全面独立要求，历经3年的挣扎奋斗（1919－1922年），终于迫使英国将这个保护国转变为一个在英国控制之下的半独立国家。有了这套转换公式，英国便很方便地应用到它从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取得的其他亚洲领地，即伊拉克和约旦。（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地区，依然由英国人直接治理。英国在大战时期，一方面为求犹太复国主义人士相助对抗德国，另一方面却又动员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的势力，因此对犹、阿双方均做出了承诺。两相矛盾之下，手忙脚乱，百般努力也无法摆平）。
但是在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就很难找出一个简单的标准公式，应付当地日益动荡不安的局面。1906年，印度国大党首次采用“自治”一词为口号，现在这个口号渐渐逼进，已经演变成要求全面独立的呼声。革命年代的来临（1918－1922年），更促使印度次大陆全民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生态发生质变。部分原因是出于伊斯兰教民众起来反英；另一部分原因，却出在1919年那动荡的一年里，英方某位将领过度反应的失误之故。他大事血腥杀戮，将没有武装的民众四面包围。毫无退路之下，惨遭杀害的人数高达数百人＇即“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不过造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改变的主因，却在于工人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再加上甘地本人，以及立场已转趋激进的国大党频频呼吁，鼓动大规模的平民不合作运动。一时之间，一股几乎有如千福年的兴奋气氛，整个地掇取了自由解放的运动潮流。甘地宣称，“自治”的美景，即将在1921年前到来。而政府当局却“对当前局势造成的骚动现象，毫无寻求任何解决办法的迹象”。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因不合作运动完全瘫痪。印度北部广大地区的乡间如孟加拉、奥里萨（orissa）、阿萨姆（assam）局势一片混乱，“全国各地许多的伊斯兰教民众，境况恶劣，心情甚为沉重。”（cmd 1586，1922，p．13）从此时断时续，印度政局开始进入难于控制的局面。到最后印度一地终于得以保全，不致坠入群众无法无天、四处叛乱起事的野蛮黑暗局面，恐怕多亏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国大党多数领袖的保留，因为他们不愿往毁灭之路走去。也许正因如此，加上领袖们对自己缺乏充分信心，以及他们始终相信英国政府真心想帮助印度改革的诚意——这份信念虽然受到动摇，却不曾完全消除——终于才保全了英国人统治的地位。1922年初，基于“平民不合作”运动已经导致某地村庄屠杀的缘故，甘地宣告停止推行这项运动。从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开始转而仰仗甘地的居中调节，远超过军警手段的力量。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在英国本土，虽然还有一群主张帝国主义的死硬派，丘吉尔便自命该派的发言人。但自1919年以后，英国统治阶级真正通行的看法却认为，类似于“自治领地位”的某种形式的印度自治，已属大势所趋必然发展的方向了。同时认为，若想保全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前途，必须与印度精英阶级达成协议，包括民族主义人士在内。英国在印度的单方面统治，最终必将结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罢了。印度一地既是整个不列颠帝国的核心，因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目前看来不免岌岌可危。唯一的例外，只剩下非洲地区，以及散布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的几处岛屿。在那里，帝国大家长的统治地位，所幸尚未受到挑战。英国在全球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面积，在两次大战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在此同时，英国统治者对其维持原有老大帝国霸权的信心，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二战之后，英国持续称霸的地位显然不再，对各地殖民地纷纷瓦解和自治风潮，基本上都不进行任何抗拒，主要原因正出于此。恐怕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945年之后，其他各大帝国，尤以法国为著——也包括荷兰在内——却依然试图以武力维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帝国，并未为大战所动摇。唯一令法国头痛的问题是尚未完全征服摩洛哥。可是北非阿特拉斯（atlas）山间，那好战的柏柏尔族（berber），基本上只属一件待解决的军事麻烦，而非政治问题。事实上柏柏尔人的问题，对摩洛哥当地西班牙殖民政权威胁的严重性，远比对法国为大。1923年，一位柏柏尔族的知识分子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krim），宣布在高地成立里夫（rif）共和国，受到法国共产党及其他左派人士热烈的支持。在法国政府协助之下，该派于1926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击溃。从此，高山上的柏柏尔人重操旧业，在海外回到法西两国的殖民军队中为其作战效命，在家乡则抗拒任何一种中央政府形式的存在。至于法属的伊斯兰教殖民地区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一带，追求现代化的反殖民运动一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真正出现。只有突尼斯一地，曾经有过小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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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帝国告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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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国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际的经济大恐慌，却整个地摇动了居于依附地位的世界。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地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有持续的增长，甚至连大战也不曾中断这种繁荣，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大战地区距离遥远。而当时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与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自然也尚未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觉得自己遭受到任何与以前不同的新影响。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运送的黎民男女来说，自己日夜从事的劳动，究竟是在哪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之下付出，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尽管如此，帝国式的经济，毕竟给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影响，在以出口为生产重心的地区，情况尤其显著。有些时候，这些改变甚至早已以某种为当地民众或外来统治者认知的政治形态浮现。1900年至30年代，秘鲁的农庄田园开始转型，变成了沿海的制糖工厂，或内陆高地的商业性牧羊场。于是印第安族劳工原本向海边城市移民的涓滴，开始汇变为一股洪流，新思想随之向传统的内地逐渐渗透。因此到30年代，一个位于安第斯山脉（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极难到达，“极为遥远”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uasicancha），却已经在辩论到底哪一个全国性党派最能代表它的利益了（smith 1989，esp．p．175）。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当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小村落已经发生了多少改变。
比方说，对于一个几乎从来不曾用过金钱，或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钱的经济社会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以金钱为唯一交换标准的经济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即是一例。财货、劳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甚至连原有的社会分配形式，也都因此发生变化。对于以产米为主，遵奉母系社会，位于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negrisembilan）农民来说，祖宗传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担负主要的耕种责任，而且也只能经由女子继承。至于丛林之间，新近由男人清理开垦出来用以种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却可以直接留传给男性。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其利润比稻米为高，两性之间原有的平衡便开始改变，由男性相传承的家产分量愈形加重。这项转变，加强了传统伊斯兰教派领袖的地位。他们一心以父系威权为主，自然无时无刻，不想把他们的“道统”观点强加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之上。更不要说当地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该区普遍母系社会当中唯一实行父系社会的例外（firth 1954）。依赖性的经济社会，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与转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群，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却很少——就马来社会的例子而言，也许只是经由一名中国贸易商人的中介。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见的情况，恐怕原来是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农民或工匠。母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习惯于勤俭维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谙金钱奥秘复杂的功用。但是，除了这两项不同的特点之外，这位出身寒微的中国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车现代世界的距离同样甚为遥远。
尽管殖民世界产生了这些变化，世界性的经济看来却依然遥远，因为它带来的立即性及可辨识的冲击力，基本上并无巨变性的影响力。不过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却有一些孤立的工业地区出现，它们成长快速，劳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来，劳工阶级的冲突斗争便开始不断蔓延，其中甚至不乏以西方模式为师的劳工组织。此外，并出现一些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以此为据点，依赖性经济的世界便与操纵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经济相互往来。如孟买、上海（其人口总数由19世纪中期的20万人，一跃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规模较小的卡萨布兰卡（cassblanca）。卡萨布兰卡的人口自开埠成为现代港市之后不到30年的时光里，便增长为25万人之众（bairoch，1985，pp．527 525）。
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依赖地区与通都大埠，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利益，一下子猛烈交叠，冲击力之大明显可见。单就农产品价格一项，便足以造成这种强烈的效果。一向为第三世界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价格惨跌，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赖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