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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赖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变得无法接受了。“开罗、仰光、雅加达——即荷属时期旧称的巴达维亚（batavia）——各地学生纷纷动乱。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希望渺茫，而是因为眼前的萧条，已经将以往支持殖民主义的心态一扫而空，其父母一代对殖民主义的接受度至此荡然无存。”（holland 1985，p．12）其实其中原因不止于此：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也第一次感受到天灾以外的大震撼（战争时期除外）。这种灾害，非祈祷可以解决，只有抗议一条路。于是，政治动员的广大基础自此成形，在农民生活广受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摆布的地区里尤其如此，如西非沿海，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是。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将依赖地区的国内外政局，造成极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20世纪30年代是第三世界关键性的10年。主要原因，并不全在萧条导致政治走上激进的方向。却更在萧条为政治化的少数人与本国一般人民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接触面。这种情况，在印度等地已经有民族主义运动动员民众的国家也不例外。30年代初期，印度再度掀起广大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同意颁布一部妥协性的宪法。1937年，印度各地首次举行省级选举，国大党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在心脏地区恒河（gange）一地，其党员人数便由1935年的6万余人，暴增为30年代末期的150余万（tomlinson，1976，p．86）。这种现象，在迄今尚未如此广大动员过的国家里更为显著。未来时代群众政治的轮廓，不论模糊或清晰，从此开始逐渐现形。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张，便以具有极权性格的领袖为基础，开始寻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日后都有成为党派要人的可能。风尘仆仆往来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移民，成为该国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而在越南等地，则出现了一个与小农有强烈联系，以共产党人为基础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至少在马来亚一地，萧条的年月从此打断了殖民统治当局与小农大众的结合力量，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挪出一片空间。
到30年代结束，殖民主义的危机，已经延伸至其他各大帝国。虽然其中的意大利和日本二国，当时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前者刚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后者则正力图征服中国）——不过它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久。至于1935年时颁布的印度新宪法，原为英方殖民政府勉强与势力甚嚣尘上的印度民族主义妥协的产物，此时却因国大党在各地选举中的全面胜利，成为英国向印度民族主义一大让步的象征。在法属北非地区，严肃的政治运动首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兴起——甚至连摩洛哥也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事件——而法属的印度支那，在正统的共产党鼓动之下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变得严重。在印尼，荷兰也力图维持控制，而印尼“对于近年来发生于东方各种运动的感应，一向与其他国家不同。”（van asbeck1939）其不同之处，倒不在它比别人格外安静；而在当地各种的反抗势力——伊斯兰、共产党，以及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内部分歧不断，彼此之间也冲突频频。甚至在一向被殖民当局看作昏昏欲睡的加勒比海地区，特利尼达（trinidad）的油田地带也兴起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而牙买加的农林垦殖区及城市，也于1935…1938年间转变为暴乱不断遍及全岛的冲突之地，暴露出这以前从未见过的民众不满情绪。
在这段骚动不安的年月里，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一片死寂。然而在1935年后，萧条的年月却也为这片沉默不语的大地带来了罢工。罢工的怒火，由中非的产铜带点燃。伦敦当局从中认识到一个事实：农村男子由乡间大量移往矿区的情况，对社会、对政治，都有着不安定的破坏力量。于是，它呼吁殖民政府改革现状，要他们筹设劳工部门，着手改良工人的工作环境及条件，以稳定劳工阶级。1935年至40年代兴起的罢工风浪，遍及全非洲，可是基本上却不具任何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味。除非我们把当时以黑人为对象的非洲教会及预言家迅速扩张的现象，以及如产铜带兴起的千禧年了望运动（watchtower，源自美国）等反对世俗政府运动的流行，也算作政治性的产物。殖民政府开始首次寻思反省，反省经济变化对非洲农业社会带来的不安后果——事实上当时非洲社会正度过一段相当繁荣的增长时期——并且开始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这一题目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就政治角度而言，当时的非洲殖民当局似乎大可高枕无忧。在广大的非洲乡间，此时正是白人行政官僚的黄金时期。不论当地有无唯唯是诺的土著“头目”居间协调，一切都是那么顺畅快意。有时为了便于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还特意设置“头目”一职以便管理。至于非洲的城市知识阶级，则受过新式教育，对现况日渐不满。到了30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已经相当庞大，足以维持一个极为兴旺的政治性报业的存在，如黄金海岸＇gold coast，即今加纳（ghanan）＇的《非洲晨邮报》（african morning post）、尼日利亚的《西非导航报》（west african pilot），以及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象牙海岸斥候报》（eclaireur de la cote d；ivoive）。［《斥候报》曾带动一场运动与高级军官及警方对抗，要求政府采取手段重整社会，并为遭受经济重创的失业人士及非洲农民争取福利。］（hodgkin，1961，p．32）非洲当地倡导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此时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思想受到美国兴起的黑人运动影响，受到人民阵线时代的法国影响，甚至受到共产党运动的影响。这些思潮在伦敦的西非学生联盟（west africanstudents union）中开始流传。日后非洲各共和国的总统之中，有几位也于此时登上舞台——如肯尼亚的首任总统肯雅塔（jomo kenyatta，1889…1978），以及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总统的阿齐克韦医生（namdi azikiwe）。不过当时，以上各位都还不曾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当局带来过任何辗转失眠的夜晚。
殖民帝国在全球的终结，于1939年时虽有可能出现，但是否真的已经迫在眉睫，就作者记忆所及，并不尽然。回想那一年，在某所专为英国及“殖民地”共产党学生建立的“学校”里，校中气氛并没有反映这种看法——然而当时若说任何人对时局的演变抱有期望，还有谁能比那批年轻狂热的马克思派分子更乐观呢？真正使得殖民世界全然改观的事件，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的背景缘由极为复杂，不过绝对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大决斗。而且一直到1943年局势扭转之前，几处殖民帝国大字号都始终居于下风。法国不用说，一下子便在敌人面前屈辱地溃败了。它的属国属地，只有在轴心势力的开恩允准之下，方得苟延残喘。而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一带，英属、荷属，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拥有的几处殖民地，也都尽入日军魔掌。即使在北非地区，德国也一逞所愿，势力大长，距离亚历山大港仅有区区数十公里。情况严重到英方甚至曾一度认真考虑撤出埃及的地步。只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带，依然在西方严密的控制之下。事实上，英国还不费吹灰之力，将意大利势力逐出了东部的海岬（埃塞俄比亚）。
这些老大殖民帝国真正的致命伤，在于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大爷，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母国，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原来这些老大帝国，外强中干，即使终于打了胜仗，却再也没有力气重整旗鼓了。1942年，印度国大党高喊着“退出印度！”的口号，发起了一场重大叛乱。其实这场叛乱尚不是英方在印度受到的最大考验，因为乱事很快便平定了。真正让英方统治地位陷入严重考验的事件，是55000名印度官兵的叛变投敌。他们投效一名国大党的左翼人士博斯，成立了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nataional army）。而博斯其人，则决意寻求日方支持以谋求印度独立（bhargavaingh gill 1988，p．10；sareen，1988，pp．20…21）。日方老谋深算，它的动机可没有印度士兵那般单纯。日本的政治显然受到该国海军的影响，意图利用印度士兵的肤色问题居间挑拨，并俨然以殖民地的解放者自居。日方玩弄种族牌的手法颇具成效（不过却无法在海外华人的身上得逞；在越南它们也同样失败，让法方继续维持当地行政）。1943年，日本人甚至在东京组织了“大东亚国家会议”（assembly of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出席的各国“总统”、“总理”，来自日本人操纵的各国傀儡政府，包括中国、印度、泰国、缅甸与满洲国。各个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尽管很感激日方的支持，以印尼为例，日本给予的协助的确非同小可。可是感激归感激，大家心里却看得很清楚，不可能跟日本站在一边。一旦日方败局已定，殖民地众人便立刻掉转枪口。在此同时，他们却永远忘不了先前看透的事实：西方老大帝国何等不堪一击。虽然美国很快因为国内的反共思想致使华盛顿当局一改初衷，反而成为第三世界旧有保守势力的捍卫者。众殖民地人民却没有忽视另外一桩事实：那就是战胜了轴心势力的两大强国——罗斯福的美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尽管动机不同，基本上对旧有的殖民主义却都抱有恶感。
……
第七章 帝国告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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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殖民体系，果然在亚洲首先宣告破产。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原法属），于1945年宣布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