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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无政府主义的大体观念和充公的特殊思想在一般具有独立性格的人以及那些不把游荡当作最上理想的人们中间，得到了很多的共鸣，而且还比我们所想象的多得多。我们的朋友常常警告我们说：“你们也不可以走得太远了！人类不能在一天里面便改变过来的。你们所说的充公和无政府的计划不可做得很急，否则，便有不能得到永久效果的危险。”
然而我们对于充公的忧虑正与这个意见相反。我们是恐怕充公不能尽量地做去；恐怕实行的规模太小，以致不能继续长久。我们怕的是把革命的热情半途抑压下去，使革命自身中途挫折，不能彻底做去；这样的办法，既不能讨好任何人，并且还会生出可怕的社会混乱，阻止了社会的常态的活动，完全把生气丧失了——这种不彻底的办法只足以激起一般人的不平，并且一定会帮助反动势力的复兴。
实在，在近代国家中，已经建立了许久的各种关系是不能够部分地改革的。现在的经济组织正象是许多车轮之中又包含着车轮那样——这种机关是异常复杂，并且互相综错的，倘使不搅乱全体，只求一部分的改良，这是一定做不到的。当我们着手把一些东西充公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立刻了解这种道理的。
我们姑且假定在某一国内已经实行了一部分的有限制的充公。例如，象从前就有人提倡过许多次的，只把大地主的财产收归社会所有，工厂则完全不管（如亨利·乔治所主张的）；或者是在某一城内，房产已归公社管理，而其他的一切物品仍归私人所有；又或在一个工业中心地，工厂已收归公有，但土地仍让私人领有着。
在这些情形里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便是工业组织之可怕的瓦解，无法依照新方针来改革工业组织。工业和金融完全阻滞了；甚至要回复到正义的第一原则也不能够；而社会也不能保持其全体的和谐。
假若农业脱离了大地主的束缚，而工业仍旧是资本家，商人和银行的奴隶，那么，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出来。现在的农人所苦的，不仅是要纳地租给地主，而且还要受着那四面八方来的现社会情形的压迫。他也会受到商人的掠夺，那个商人拿了一把锄头要他出半克郎买去，其实就造成这把锄头所费的劳力算来，它的价值还不到六便士（法文本作十五个苏）呢！国家也向他征税了；国家没有那一群可怖的官僚阶级是不能够存在的，而且还要维持耗费极大的军队，因为各国商人不断地竞争市场，有一天会因为亚洲或非洲的某一部分地方的掠夺事件，起了一点小纠纷，结果便引起一场大战。
而且农人因乡村人口的减少也要受苦的；乡村中的青年受了那些制造奢侈品的资本家的暂时增高的工钱的诱惑，或者受着活跃的都市生活的引诱，群集到大都市来。还有工业的人为的保护，外国的工业的掠夺，证券交易的流行，改良土地和生产机械的困难等等，——这一切的作用现今都是不利于农业的。总之，农夫所苦的，不仅是地租，而且是整个基础在掠夺上面的复杂的现社会情形。因此纵使土地的充公实行了，各人得自由耕种田地，使土壤得尽量发展，得到最大的收获，而且又不纳地租，然而事实上农业也只能享着一时的繁盛（其实这是极不可靠的，没有这样的事），后来一定要退到现在这样的惨状的。一切又非从新开始不可，并且还增加了许多困难。
就工业而论，道理也是一样。把工厂交给工人，如前面所说，把土地收归农人共有一样。厂主虽然没有了，然而仍旧让地主私有土地，银行家私有金钱，商人私有交易所；一面又使那一群依靠工人的劳力而生活的游民和几千百个中间人以及那个养着无数官吏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这样一来，工业自然会陷于停顿。在多数贫苦农民中间，实在找不出工业制造品的主顾来。工人自己没有原料；又因为通商的阻止和工业遍于世界的缘故，他们的制造品不能输出；制造者便觉得不能够竞争下去了，于是无数的劳动者又被驱逐到街上来。这些迫于饥寒的工人便不得不在几个正要预备来掠夺他们的阴谋家面前低头了。他们只要得着允许他们做工的保证，甚至恢复了旧的奴隶制，他们也承认的。
或者，更进一步，把地主也驱逐了，工厂与制造所自然仍归工人管理；可是经手买卖的中间人依然存在；他们便要来榨取制造者的生产物，并且还要在大的商业中心地做谷类、面粉、肉类、杂货等等的投机贸易。生产物的交易一旦停止了，大的都市（如巴黎）缺乏了面包，而同时大的制造业中心地所出产的奢侈品又找不到买主（如里昂的丝绸没有人要了），——这时反革命便会立刻发生。于是杀戮相踵，不及掩埋，都市村落也会被枪林弹雨扫荡净尽。而政敌的处刑和放逐的事，更是不断地发生，恰如1815年①、1848年和1871年法国的三次革命的情形一样。
①这里似乎应该作1793年。——译者
文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是互相综错的；不去变更全体只来改良一部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攻击私有财产的时候，不论是工业的或土地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我们应该攻击到全体。革命的真正成功便靠着这一点。
而且，纵使我们自己希望只实现一部分的充公便算了事，然而那时我们会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神圣的财产权”的原理动摇了以后，无论什么理论学说都不能够救它了。这一个地方的田野奴隶，那一个地方的工业奴隶，都要起来推翻私有财产，这是不能阻止的。
假若一个大都市（如巴黎）单把住宅和工厂充公，那么同时对于银行家以从前公债的利息这个名义向公社征收二百万镑税款的事，势必加以拒绝。这个大都市又不得不和农业地方接触，它的影响一定会使农人脱去地主的束缚。并且为着使市民容易得到食物和工作的缘故，特别为着防止粮食糜费的缘故，铁道也应该收归公有。还要防备那些收买谷粮的投机者，不可象1793年巴黎公社①那样吃了那种人的亏，所以物品的贮藏和生产物的分配这些事，非由都市自己办理不可。
①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国大革命中渐渐成了指导革命运动的一个巨大力量。1871年的巴黎公社，则是劳动者的革命政府。——译者
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还要想建立一种区别出来。他们说：“自然哪，土地、矿山、工厂非充公不可；这些东西是生产工具，看做公共财产是正当的，但是消费品（食物、衣服、住宅等）则应该视作私有财产。”
这个微妙的区别其实还不及一般人的常识高明。我们不是那些住在森林中靠树枝避荫的蒙昧人。文明人是离不开屋顶、居室、火炉、卧床的。不错，卧床、居室、房屋确实是那般不生产的人的懒惰的家庭。至于劳动者的温暖而又明亮的居室，不过是他的生产器械，恰与其他的器具、机械一样。这居室便是他积蓄明日工作所需要的体力的地方。劳动者的休息，好象是机械的每日修缮一样。
这样的议论，应用到食物上去更易了解。那些建立上述充公的区别的所谓经济学家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机械中燃烧的煤与原料本身一样，皆是生产上的必需。同样，没有食物，人的机械也就不能够动作；然则，我们怎么能够把食物一项从生产者所不可缺少的物品中除去呢？这是宗教的玄学之遗物吗？富豪的盛馔诚然是过于奢侈的东西；然而劳动者的食物不过是生产的一部分，恰与蒸汽机中所烧的煤一样。
说到衣服，这种道理仍是一样。我们并不是新几内亚的蒙昧人。要是那些在生产品与消费品中间定下区别的经济学家自己奉行着新几内亚蒙昧人的风俗习惯，那么，他们的反对论我们还可以了解。那些一个字都不会写，身上也不穿衬衫的人，便没有资格来判别衬衫和笔两样东西的区别。倘使我们现社会中的太太们所穿的华丽衣服应该算在奢侈品之列，然而许多麻布的，棉布的，毛织的衣服却是生产者生活上的必需品。他们做工时穿的衬衫和裤子以及工作完毕后穿的短衣，都是他们不能离开的东西，恰如铁锤之于铁砧一样。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然而民众心目中的革命却是这样。当他们把政府推倒以后，他们最先便要找寻他们的相当的住所，充分的食物和衣服的确实保证——并不必付什么租税给资本家。
民众是不会错的。民众的手段还要比那些在生产工具与消费品中间划出许多区别的经济学家的手段更合于科学，民众知道这革命的出发点。他们要建立名实相符真正合于科学的唯一经济科学的基础，使经济学值得称为“人类欲求及其满足的经济方法之研究”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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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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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Ⅰ
假使将来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则不仅它的目的，连它的方法也是和从前的一切暴动不同。要达到新的目的便需要新的方法。
近百年来法国的三大民众运动，虽然在许多点上互有差异，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现象。
每次人民都努力来颠覆旧的制度，为着这个主张，他们耗费了他们的心血。然而在担负了剧烈的战争之后，便湮没无闻了。那些多少有点诚实的人又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政府，企图建设新的制度：如1793年的共和国，1848年的劳动，1871年的自由公社。这个政府浸染着雅各宾派的思想，故以讨论政治问题为第一要务，象政治机构的改造，行政的刷新，国家与教会之分离（即政教分离），以及公民自由权等都是它极重视的问题。诚然，当时有工人俱乐部来监视新政府人员的行动，并常以工人的意见来督责他们。然而便是在这些俱乐部中，不问他们的首领属于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中产阶级的思想却总是占着最大的势力。他们长久地讨论政治问题，反把面包问题忘记了。
在那样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