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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问题，反把面包问题忘记了。
在那样的时期中伟大的思想，震动全世界的思想发生了。许多动人的话语被说出来，经过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还激动着我们的心。然而平民仍还蜷伏在陋巷里挨饿。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业不免要停顿——生产物的流通受着阻碍了，资本也隐藏起来了。那些主人（雇主）在此时并无所恐惧，纵然他们不做投机事业来掠夺他们周围的贫苦人，他们还可以靠着赚取利息金来生活。至于工钱劳动者，他们简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穷乏不时在敲着他们的房门。
饥馑遍于国内——这样的饥馑便在旧制度下面也是很少见的。
“吉隆特党人①使我们饥饿呀！”这是1793年的劳动者阵营中的呼声，因此吉隆特党人便被送上断头台去了，政权完全落在“山岳党”②和公社的手中。公社实在热心研究面包问题，它曾勇敢地努力来养活全巴黎的人。在里昂，福协和柯罗德尔布瓦③建立了城市的谷仓，然而要充实这些谷仓所费的款项常常不够。市议会曾努力想收集谷物；私藏面粉的烘面包人也被处死刑了，可是平民仍还缺少面包。
①lesgirondins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革命党内的温和派，是稳健的共和主义者，南部议员大都隶属此派，以法国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后失势，主要党人皆被处死刑。——译者
②山岳党人，是当时的左派革命党，领袖是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等，因为在议会中的座位最高，故被称为山岳党人。——译者
③j．fouché（1759—1820），山岳党议员。j．m．collotd’herbois（1750—1796），公安委员会委员。——译者
于是他们转而攻击王党的谋叛人，归咎于他们。一天杀了十二个或十五个，——仆婢和公爵夫人都一样地被杀了，特别仆婢被杀的很多，因为公爵夫人们都已逃到柯布林兹①去了。纵使每天杀掉一百个公爵，子爵，情形还是一样地无望。
①coblentz或koblentz，普鲁士的莱茵省分。这个德国小城当时成了王党的阴谋的中心。大批逃亡的贵族都住在这里。——译者
穷困只有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工钱劳动者没有工钱是不能生活的，然而他们偏偏又得不到工钱。纵然横尸千万，对于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因而人民渐渐觉得厌倦了。反动派向劳动者说：“你们所夸耀的革命，不过如斯而已。你们不是比以前更穷困么？”富豪们渐渐鼓起勇气，从隐匿的地方出来了。在饥饿的群众前，夸耀他们的奢侈。他们穿得象花花公子一样，向劳动者说道：“来！这蠢笨的把戏已经够了！你们从革命究竟得到些什么？”
革命党人心灰气沮，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主张又归于失败，于是退到陋室里去等待灭亡的到来。
反动又得着胜利了。它完成了反革命的政变。革命已经死了，它只有去践踏革命的尸骸而已。
白色恐怖②开始了。血流得象河一般，断头机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牢狱里关满了囚人；同时官爵位阶又恢复旧制，象从前一样地狂欢摆阔，夸耀于世。
②俄国及西欧革命党所用的恐怖手段，即暗杀手段，谓之赤色恐怖，而政府官吏的杀戮政策则称为白色恐怖。——日译者
这样的景象是我们一切革命的标本。在1848年巴黎的劳动者为着共和政体，忍受了“三个月的饥饿”。到了他们力竭的时候，他们还在6月里作最后一次不顾危险的努力——这努力是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因为缺乏战士而消灭了。公社空讲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方法，而把供给人民的面包的问题忽略了，到了后来，它才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太迟了。所以后来在巴黎，风流都雅的淑女和阔气的绅士居然可以踢开同盟的市民，叫他们为着微少的工资出卖生命，而他们“上等人”，这时却在时髦的酒店饭馆中饱食逸居地过日子。
到后来公社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开放公共食堂，可惜又太迟了。日子已经过去了。凡尔赛的军队已经占了城垒。
“面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面包！”
别人要发夸大的宣言，穿金边的制服，喋喋于政治自由——让他们去罢！
但是我们自己要努力，使从革命的开始到最后的一日，在争自由的各地方内，没有一个男子会缺乏面包；没有一个女子同她的饥饿的同伴集在面包店的门前，希望遇着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恶的面包；没有一个小孩子会因食物的缺乏而变成瘦弱。
中产阶级的思想常常侈说那些“伟大的原理”——其实不如说是大谎话。
至于人民的思想，却是使万人都得着面包。当那些中产阶级以及染受了中产阶级思想的工人们在“谈天处”赞美他们的修辞学，“实际家”正在滔滔不绝地讨论政府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所谓“乌托邦的梦想家”）却不得不考虑每日面包的问题。
我们可以大胆宣言：每个人都有取得面包的权利，我们的社会里的面包已经很多了，足以供给万人取用了；我们的革命要以“万人的面包”作口号，才能够得着胜利的。
Ⅱ
大家都说我们是梦想家。诚然，正因为我们是梦想家，所以我们相信革命应该，并且它也能够确实地保证万人的衣食住，——这种思想是中产阶级的市民（不论他是属于什么党派）极不喜欢的。因为他们很知道要是人民的饥饿得到了满足，他们便不容易使人民服从了。
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的主张：革命的民众应该得着面包；面包问题应该放在其他一切问题的前面讨论。假若革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那么，它便会走上正路，得到良好的结果；因为要解决面包问题，我们必定要依据平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无其他的解决方法。
将来的革命——恰如1848年的革命一样——一定会在工业的大恐慌中爆发的。近五十年来世事沸腾，并且只有日趋险恶。万事都向着这方面进行——新的国民又加入了国际贸易，来争夺世界市场，战争和租税也不断地增加。国债，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规模的殖民计划，件件都是向着那条路进行的。
现在欧洲有数百万的失业工人。一旦革命爆发了，象火药点上火一般，蔓延地燃烧起来，失业工人的数目更要加多。要是在欧洲或美国一旦发生了革命的战斗，失业工人的数目立刻会加到两倍之多。我们究竟怎样来供给他们的面包呢？
那些自称为“实际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无切实的具体研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他们要维持工钱制度，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所可期待的，不过组织“国民工场”和“官营事业”，把它当作养活失业者的一个方法而已。
国民工场开设于1789年及1793年；在1848年也用过同样的方法；拿破仑三世居然以官营事业使巴黎无产阶级满意了十八年（这使巴黎至今还负债八千万镑和每人名下平均三西镑的市政税）①；这种“驯野兽”的绝妙方法，在罗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惯用的；古代的专制君主常把他吃剩下的东西分一小块给人民，因而乘机提起鞭子来敲打他们——因为这些缘故，自然那些“实际的”人物要袭用这种方法来把工钱制度维持到永久。我们既然还能够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老王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还要费我们的脑筋去想别的呢？
①1904年巴黎的市债共2，266，579，100法郎；为这债务的课税共有121，000，000法郎。——著者（英文本）
假若革命被误引到这条路上去，那么，一定会得到失败的结果。
1848年2月27日巴黎国民工场开办时，巴黎的失业者仅有八千人，两星期后竟增加到四万九千人。不多时就会增加到十万人，并且从各地方来的人还不算在内。
但是在当时法国的工商业所雇用的人数仅及今日人数的一半。我们还知道革命时期中工业与贸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骚动。我们只就那些直接或间接依赖输出业的劳动者，以及那般从事生产少数中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的劳动者的数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时，至少大半的工厂和制造所都要停顿的。于是几百万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来了。我们的“实际家”要用国家的救济事业来免除这种惨状；这就是说创设新工业拿工作给失业者做。
蒲鲁东①在五十余年前便已指出来对于财产的最小的攻击也可以使那基于私人企业和工钱劳动上面的社会组织完全瓦解，这是很明显的。社会本身更握着生产的全部，并且不得不把它改造过来，使它适应人民全体的需要，然而这不是一天两天甚或一个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产组织，当然要花费许多日子；但是在此时期中，几百万的人将失去了生活方法。那么怎样办呢？
①p．j．proudhon（1809—1865），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什么是财产？”（qu’estcequelapropriété？1840）。——译者
对于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只有一个——即是向着那个正等待着我们的大事业大胆地迈进；我们不要去弥补那个被我们自身弄得快要溃灭的时势，却应该努力改造生产，将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
因此，为了要实际行动，据我们看来，应该由人民直接起来把革命地方的食物收归自己管理；对于一切物品加以精密计算，一点东西也不要浪费，那么，靠着此等积蓄起来的财源的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了。在这个时期中，应该一方面和工厂劳动者约定给他们供给原料，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要他们做工来供给人民的需要。我们不要忘记当法国织出绸缎来装饰德国银行家夫人，俄国皇后及散德维齿群岛女王的时候，当巴黎制造出精美的装饰品和玩具供给全世界富豪使用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