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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整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么纸片去欺骗农夫——纵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额，也是无用的；我们要用他们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换他们的生产品。于是土地的产物便可以源源地输到都市里来。假使不曾做到这样，我们的都市便受着饥饿、反动与失望亦将接踵而至。
Ⅶ
我们已经说过，大都市需用的谷物、麦粉、肉类等不仅是从国内各地方购来的，而且还有些是从国外买来的。各国输进巴黎物品虽有很多的香料、鸟类以及各种美味，但谷物和肉类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城市应该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赖外国。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虽有很多的出现于西欧市场上，然而并不是因为输出这些物品的各国已经十分有余了，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象牧场上生的蒲公英一样是自然生长的。例如在俄国，农民每日做十六小时的工，然而为了把小麦输出外国，缴纳地主和国家的租税的缘故，每年竟要挨饿三个月乃至半年之久。当俄国农村收割好了的时候，警察便立刻出现了，要是农夫迟纳租税或未把地主的租钱付清，他就随便把他们的牛马拿去公卖；要避免这个办法，农夫只有含着眼泪承认把谷物卖给经营输出业的商人。通常农夫都愿意只留下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都卖去，免得别人把他们的牲畜拿去贱价出售。这样，因为要维持生活到第二次收获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树皮和草叶拌合在麦粉中吃，在丰年他们只吃三个月的树皮和草叶就够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六个月之久；同时在伦敦的人，却用他们（俄国农夫）的小麦做成饼干来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俄国农夫便会留着很充足的面包预备给他和他的小孩食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夫也要照这样做；我们希望印度人照这样的好例做去，也可以得着利益；要美国的农夫来完全补足欧洲谷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难。所以要靠他们供给小麦和玉蜀黍以满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的文明是基础在对劣等种族和工业落后国家的榨取上面的，那么，革命的第一个恩惠，便是威胁这“文明”，使所谓劣等种族把自己解放出来。
然而这个大恩惠会使输入西欧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给，现出显著的减少现象。
要预言各地方的事务进行的状况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隶将乘着革命的时机伸直他的弯曲的背。他们不再象现在那样，每天做十四、五小时的工作了，他们只做工七、八小时，其结果自然要减少主要消费物（谷物与肉类）的生产量。
但是在他方面，当农夫知道他们的勤劳不会再被拿去帮助懒惰的富人的时候，生产额立刻就会增加起来。新区域的土地要开垦出来了，改良的新器械也要使用了。
米席勒①论及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告诉我们说：“当1792年法国农夫从地主手中取回他们垂涎已久的土地时，他们耕种土地的热心和勤恳是从来不曾有过的。”②
①米席勒（j．michelet，1798—1874）是法国的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第二版增订本，共六卷），《法国史》（histoiredefrance）等书。——译者
②著者在他的另一著作《法兰西大革命史》（全集第八卷）中说：“1794年的第一次丰收拯救了三分之一的法国，至少农村是如此，因为这时城市仍有粮食缺乏的恐惧。”——译者
自然，在短期间内集约农法便可以得到众人的采用。改良的机械，化学肥料以及其他的这类物件都成了社会的共有财富，由公社来供给。然而事实指示出来，在法国及其他各国，最初也会有农产物减少的现象。
无论如何，还是预先估计着从外国输入的和从内地送来的东西总是减少，这样倒更聪明，——那么有什么方法来补救这样的减少呢？
没有别的，只有我们自己开始来工作！救济的方法近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必徒费脑力去求诸远方了。
大都市和乡村一样，都应该着手来耕种土地。我们必须恢复生物学上所说的“各机能的总合”——就是说，在分工之后，又实行“全工”：这是遍于全自然界的进程。
此外，且撇开学理不谈，环境的力量会生出这样的结果。巴黎如果知道在八个月后，面包便要缺乏，它就会立刻开始种起小麦来。
土地是不会缺乏的，因为在大都市的周围，特别在巴黎周围，大地主的花园和娱乐场是很多的。这几千英亩的地面，只须加以熟练农夫的劳动，立刻会比那被日光晒干了的南俄罗斯的草原更要肥腴，出产更多的田野便会在巴黎的四周出现了。劳动是不会缺乏的。假若巴黎的二百万的居民一旦停止供给俄国王公，罗马尼亚贵族以及柏林金融家的太太们的豪华娱乐品，那么，他们的注意会转到什么地方去呢？
有了现世纪的一切机械的发明；有了习于管理复杂机械的劳动者的智慧和技能；有了发明家、化学家、植物学教授以及象金内威黎的市场园艺家那样的实际植物学家；有了这些人用来增加和改良他们的器械的一切工具；更加上巴黎人的团结精神，他们的勇气和精力——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的公社有了上述的一切，在它的支配之下，它的农业当然和埃尔坛纳的粗笨农业大不相同。
蒸汽、电气、太阳热、风力、都可以随人取用了，蒸汽锄、蒸汽犁可以很快地做准备的粗工作；地面因为犁来犁去，已成了肥沃的土壤；只需要人们的聪慧的注意（女子比男子注意得更周到），地面即为葱葱郁郁的植物所掩盖了；——而且一年不仅一次，竟会有三四次之多。
从有经验的专门家学习了园艺耕作的方法；又用小小的土地来做各种不同栽培法的试验；互相比赛看谁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不做过度的工作，由于身体的运动便恢复了在都市里所缺乏的健康的体力。——这样，男子、妇女和小孩都喜欢到田间去劳动；这不再是奴隶的苦役了，这是一种快乐、一种节日、一种快乐与健康的更新。
“世界上无不毛之地，土地的价值因人而定。”——这便是近代农业的结论。去向土地要求面包，假使你要求得当，它一定会给你的。
就象在塞纳和塞纳—瓦兹两省那样小的地方，即使要它们养活象巴黎那样大的都市，实际上也会产出充足的食粮的。除此以外，并无别法。
农业和工业的联合，一个人同时做农夫又做工人——无政府共产主义倘使起初便以充公作出发点，结果会把我们引到这方面去的。
让革命一直向前猛进，饥馑并不是革命的可怕的仇敌，可怕的危险是在中途停顿，在怯懦，在顽迷。这危险丹东已经看破了，他便向法国叫道：“大胆！大胆！更要大胆！”①先有大胆的思想，然后才有大胆的行为。
①丹东在1792年9月2日对巴黎民众演讲“祖国的危急”（据a．aulard说，这似乎是为着阻止“9月屠杀”而发的），结尾的话是：“……就要响起来的警钟并不是惊慌的信号，这是袭击祖国的敌人的信号。为了要征服他们，我们应该大胆，更要大胆，永远大胆，这样法国才会得救。”（见h．fleischmann编的丹东的演讲录，1920年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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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小 说＋网
住居
Ⅰ
曾经仔细注意过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劳动者中间发达的人，一定会觉得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民的居住问题）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达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在法国各大都市和许多小城市中，一般的劳动者已经渐渐地断定住宅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些被国家所承认为房主的人的私有财产，这是确实的事实。
这种思想在人民的心中自然发展起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所有权”应该扩张到房屋上面去的。
房屋并不是房主建筑起来的。这是由那些求最低的工钱来活命，在木厂、砖瓦制造所和工场里做工的无数的劳动者建筑、装饰、装置起来的。
至于房主所花费的金钱，也不是他自己的勤劳生产出来的。这和一切其他的财富一样，也是由于那种只付给劳动者所应得的工资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而掠夺了其余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方法积蓄起来的。
而且——这种办法的罪恶在这一点上是最为明显的——房屋的实际价值是由房主可以从房屋收得的利润而定的。这种利润又是由于那房屋建筑在一个都市里的事实的结果——即是说因为这房屋是建筑在千万所房屋的中间，是在一个有铺石的街道，有桥梁，有码头，有美丽的公共建筑物的大都市中，一个有着辉煌的灯光，而且能够供给居民以农村间所不知道的无数的愉快与便利的大都市中，一个常与其他的都市交通而且自身又是工业、商业、科学、艺术的中心的大都市中，一个由二三十代居民的劳力造成的这样又美丽、又卫生、又宜于居住的大都市中，所以这房屋才有很高的价值。
譬如说在巴黎某处有一所房屋，价值一百万法郎，并不是因为造这所房屋所费的劳力值得一百万法郎，不过是因为这所房屋是位置在巴黎罢了；由于几百年间的无数劳动者、艺术家、思想家及学者文人的供献，才使巴黎成了工业、商业、政治、艺术与科学的中心；而且因为巴黎有着它的过去的历史；又因为靠着文学的力量，巴黎各街市的名称遍传于国内和国外；又因为这是五十代的法国国民在一千八百多年间的勤劳的结果，——这样才使巴黎的房屋能够有很高的价值。
然则，要不是去作那不义的事，谁还敢把在巴黎这样的都市中的一小块土地，一所小建筑物占据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