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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道途上进行，不然便仍旧陷在专制的个人主义的泥土里。
由此，我们可以料到我们一定会遇着许多的反对论——一部分是理论的，一部分是实际的。因为这是维持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反对我们的人自然也要“借着正义的名义”来反对。他们说：“这不是异常可耻的事吗？乡下的农夫住的只是快要倒塌了的茅屋，而巴黎人民独把这些美丽的房屋都占据了去”。然而我们不要弄错。这些热心正义的人，因为健忘的缘故，却忘记了他们自己也在暗中防护着这种“异常可耻的事”。他们忘记了即便在巴黎也有无数的劳动者窒息于污秽狭小的房中，然而从窗子里却可以看见富豪的高楼大厦。他们忘记了世世代代的人民都闷死在连空气日光也享受不到的贫民窟里面。革命的第一个工作便是矫正这种不公平的事实。
我们不要被这种愚劣的抗议迷惑住而停止前进。我们知道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都市与乡村间虽不能平等，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经过一些时日就会自然改正的。何以呢？因为如果农夫不再作地主、富农、商人、放债的人和国家的牛马，那时，村落便会立刻着手来改良来居住的。难道为着要避免偶然的暂时的不平等，我们便不应该去把从前错误矫正么？
那些所谓实际的反对论也是不厉害的。它们说，有一个贫穷的人尽力劳动，受了无数的困苦，买到一所房屋，恰恰够他的全家居住。然而我们现在把他这样辛苦地得来的幸福剥夺了，反将他驱逐到街上去！这是合理的吗？其实我们决不会这样做的。假若他的房屋果然只够他一家居住，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叫他搬出去。就让他培殖他的小小的庭园，我们的人是不会来妨害他的工作的——而且只要用得着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帮助他。然而假使他有多余的空屋租给别人，那么，人民便要去向那租屋的人说：“同志！你要知道你以后不应该再付一切给从前的房主了。你就在这里住下去罢，可是不要再付什么租钱。从前那样的收租人和收捐人都没有了；社会主义把那一切都废止了。”
我们再想想看，房主一个人占据一二十间屋子，而住在附近的贫穷妇女同她的四五个小孩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平民自然要设法使那些空屋变做那贫穷妇女和她的四五个小孩的安舒的家庭了。这与一方面使那贫穷的妇女和她的小孩住在破屋里受苦，一方面却让大人先生坐在高楼大厦里作乐的事比较起来却是公平多了。而且或者那位大人先生会自动地来做这件事情；他的夫人因为没有了从前驱使的奴婢，觉得这样大的房子难得收拾，也会愿意让出一半来的。
那些拥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会说：“你们要把什么东西都推翻了。什么驱逐呀，迁移呀，都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其实不如把大家都叫到门外去用拈阄的方法来重新分配，这岂不更好？”他们的批评是如此。然而我们却坚决地相信假使没有政府的干涉，而一切的变更的事都委托给那些特别组织起来担任这种工作的自由团体去做，那么，驱逐和迁移的事一定会比较在现社会制度之下一年中因房主的贪欲而起的这类事情少得多。
第一，在所有的大都市内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空屋和住宅足以供所有住在污秽狭小的屋子里的居民居住的。至于广大的宫殿和美丽的房屋，许多的工人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住的。假若没有许多的奴婢，一个人也难得“保持”着这样大的房屋。即便是现在住在这些房屋里的人不久也会觉得有另找较简朴的居住的必要了。假若那些美丽的贵妇人自己到厨房里去烹调，她们便会觉得这样大的房屋是不十分适宜的了。人民会渐渐安定下来。人民不必用枪刺来把豪奢的银行家逐到搁楼里去，也不必用武装来护卫贫穷的工人搬进银行家的大厦里，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就会和平地把适当的住房重新分配妥定了。现在的农村公社重行分配田地，并不使分得土地的人感到不便，这样聪明而良善的方法，谁能不佩服呢？在俄国公社的管理下的田地与常常到法庭去起诉讼的在私有财产权名义之下的田地比起来，前者改换主人的时候较后者更少。难道我们会相信欧洲大都市的居民的智慧和组织力还不及俄国与印度的农民吗？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革命，多少总含着一点扰乱日常生活的意义；那些希望从日社会跑到新社会时，甚至于连资产阶级的食桌上的器皿都不会震动的人，不久会觉悟他们的这种见解是谬误的了。诚然，改换政府的时候，可以不必去搅扰那些正在用午餐的堂堂的绅士，然而社会对于维持养活它的人民所犯的罪恶，决不是由任何政党的把戏所能救济的。
纷扰是免不掉的；不过我们应该使它不致成为完全没有意义的损失，而且我们应该设法使它减少。而且——我们不惮烦地重复说着——我们要减少每个人的不便利，只有和那些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团体商量，决不能委诸官厅和委员会；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成功。
人民用投票法选举出轻浮的候补者，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个候补者要求获得代表人民的荣誉，而且装出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能够做的样子。然而当人民自己去做他们所知道而且和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时，总要比让什么官吏什么代表去做时所得到的结果更要好些。巴黎公社不就是一个适合的例子吗？伦敦船坞的大罢工不也是这样的么？而且我们不是在每个村落公社中都见到这个事实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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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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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
房屋已经成了市民的公共财产，而且每人每日的食物也不缺乏，那时候便要更进一步了。这次要讨论的，自然是衣服的问题；而这问题的唯一的可能的解决，也不外乎以人民的名义把一切出卖和贮藏衣服的店铺仓库占领了。然后打开给一切的人，使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取用他所需要的东西。衣服的共有（每人都有在公共仓库中取去他所需要的东西和在成衣店里制衣服的权利）是由房屋和食物的共有所得来的必然的推论。
显然的，我们并不必把一切市民的大衣脱去，把所有的衣服堆在一处叫各人来拈阄均分，如那些聪明巧妙非批评家所说的。有一件大衣穿在身上的人，让他穿着好了，——纵然他一个人有十件大衣，也没有取去的必要；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穿新的大衣，谁还愿意穿那已经被肥胖绅士的肩头磨擦旧了的大衣呢？并且那时新的衣服已经很够了，也用不着旧的了。
假使我们把大都市里的店铺仓库和仓库内放着的一切衣服和制衣服的材料统计一下，作一个目录，我们便会发现在巴黎、里昂、马赛、波尔多等处已有很充足的衣服和材料使得公社可以供给市民全体（不问男女）的需要了。纵然一时有所不足，公共的成衣店也可以立刻补其缺数。我们都知道要是现在的成衣店有了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机器，那么它们的工作便会进行得异常迅速。
反对的人又会说：“然而每个男子都想穿黑貂皮衬里的大衣，每个女人都想穿天鹅绒的衣衫呢！”
坦白地说，我们并不相信这样的话。女人不见得都喜欢天鹅绒，男子也不见得全喜欢黑貂皮里子。就在现社会中假使我们要女人选择她们的衣衫，其中定有不少的人爱朴素适用的衣服，胜于交际社会中流行的华美的服装。
趣味是随时代而变迁的。在革命的时期中流行的，一定是朴质的东西。社会与个人一样，有怯懦的时期，也有英勇的时期。虽然现今的社会沉沦在狭隘的个人利益之追求和卑鄙浅薄的思想之中，现着何等可怜的样子，但是一旦大危机到来的时候，它的风气和态度就要变换了。社会也有它的伟大和热诚的时期。现在一般庸俗之徒手里握着的势力将要移到豪爽善良的人的手中了。献身的精神勃兴，崇高的行为更如风起云涌般发生着；即便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到了那时也觉得徘徊不前是可耻的事了，纵然自己不仿效那种高贵的和勇敢的举动，至少也要赞叹它们。
1793年的大革命中便充满了这类的例子。在这样精神的复活（在个人如此，在社会亦如此）的时候，热诚的大潮流驱使着人类向前猛进。
我们也不想过于夸张这种崇高的感情的效力，也不想把我们的社会理想建设在这种感情上面。然而我们希望得着它们的帮助来通过第一个最大的难关，这并不算是过分的希望。诚然，我们不能希望我们的日常生活会不断地为此种高扬的热诚所鼓动着，然而我们可以期望第一下便得到它们的帮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点。
无政府主义的新社会要把几百年来奴隶制与压制所堆积起的污物渣滓扫荡净尽，把地面洗涤一下，这非用博爱的波浪不可。到了后来，这新社会不必再有这种自己牺牲的精神也能够存在了，因为压制既已绝迹，并且一个充满着休戚相关的感情的新社会也已经成立了。
革命的性质要是果如我们所说的，要消灭利己主义者的努力，那么，非让个人的自由发意得到广大的活动范围不可。各街，各区的居民都应该组织团体担负供给衣服的责任，他们要做出这城市所有的一切物品的目录表册，由此可知他们可以处分的财富额究竟能够有多少。市民在衣服方面也采取在食物方面采用的同一原理，这是确实的。这便是说，“数量很丰富的东西，可以任人自由取用；数量很有限的物品，则平均分配。”
要每个男子都得着黑貂皮衬里的大衣，每个妇女都得着天鹅绒的衣衫，是不可能的事，社会要把必需品和多余品分别得很清楚。至少黑貂皮和天鹅绒应列在生活不必需的多余品之类；今日的奢侈品到明天不见得就成了万人普遍有的东西，这还要让时间来证明。至于必需的衣服，则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