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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把它涂黑》⑧。”
“很酷。”
“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
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
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
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
“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
“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
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
“烤肉买卖怎么样？”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
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
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
“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
“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
“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
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
“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
“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
“怎么了，亲爱的？”
“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