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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所在——跟我一样在理论物理组的建筑内，不过他在地下室——我也知道他通常在晚上工作，这时候机器都不会有人用。因此一开始我晚上到办公室时，都故意从他的门前走过，就那样而已，只从他门前走过去。
过了几个晚上，我也只“嗨”地打声招呼。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认出来经过门口的是同一个人，便开始说“嗨”
或“你好”。
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磨磨蹭蹭，我注意到他在修理玛灿特计算机，但我还是没说什么，时机还未成熟呢。
慢慢地我们多谈一些了：“嗨！你工作真勤快卖力呀！”
“是，蛮忙的。”之类。
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他邀我分享他的汤。现在事情进行得很不错了，每个晚上我们一起喝汤，我也开始提到加数机，他也告诉我碰到的困难。原来他一直在设法将一组带弹簧的轮子装回轴上，但他没有合用的工具，他已经试了一星期了，我告诉他，我在战时曾经修过那些仪器，“这样吧，你把它们放在那里，明天早上我帮你看看。”
“好吧。”他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
第二天我跑去看那部机器，也试着把轮子装回去，但它们不停地弹出来。我想：“如果他已经这样试了一星期，我用同样方法也装不回去，那么这方法一定不对！”我停下来仔细地看，发现在每个轮子上都有个小洞——就那么一个小洞，突然我想通了：我把第一个轮子的弹簧上好装好，把一条细铁丝穿过小洞，然后我装上第二个轮子的弹簧，让细铁丝穿过小洞，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弄一好像穿项链一般——我第一次试验，就把所有轮子都装上去排得整整齐齐的，接着把细铁丝拉出来，问题便解决了。
当晚我把小洞指给他看以及怎样把轮子装上，随后开始闲聊机器的事，我们成为好朋友了。在他办公室内，有许多小格架，里面放着拆开了的锁或保险柜的零件，它们美极了！但我还是绝口不提锁或保险柜的事。
谜题揭晓
我感觉时机快成熟了，于是放出一个小饵：谈保险柜。
我把我唯一知道的小知识告诉他——就是当那些锁被打开时，你可以找出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嘿！”我一边看他架子上的东西一边说，“你在修理摩士勒保险柜呀。”
“是。”
“你知不知道这些锁并不保险。它们开着时，你可以找到后两个密码组合。”
“你会那一招？”他说，终于显露出兴趣。
“会呀。”
“试给我看，”他说，我示范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从头到尾，我们都没问过对方姓名。
“费曼。”我说。
“天啊！你就是费曼！”他激动地说。“伟大的开锁专家！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一直都想跟你会面呢！我希望能跟你学学怎样撬开保险柜。”
“这话怎么说？你早已经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了。”
“我不会。”
“听着，我听说过你把上尉的保险柜打开，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跟你会面，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
“没错。”
“那么至少你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
“那个我也不会。”
“什么？”我叫起来了，“资产保管部的人说你拿了工具，要去把上尉的保险柜钻开。”
“如果你身为开锁匠，”他说，“有人跑来找你去把保险柜钻开，你会怎么做？”
“我嘛，”我说，“我会假装很忙地整理好工具，跑到保险柜那里，随便在柜子上用力钻下去，好保住饭碗。”
“那正是我的作法。”
“但你确实把它打开了！你一定知道怎样撬锁！，，“噢，是打开了，我知道那些锁出厂时，密码都设定在25－0－25或50－25－50，因此我想： 也许那家伙根本懒得改动密码呢，而第二组密码就真的成功了。”我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原来他跟我一样，都是用那些“神奇”的方法把锁撬开。但更滑稽的是，那个大人物上尉买了这么超级安全的保险柜，一干人等又费那么大的劲才把它抬进他的办公室里，而他居然懒得动手重新设定密码！
我走进我们那座大楼里的各个办公室，试拨那两组密码。而我发现，平均每 5个保险柜中，用这方法就可以打开其中一个！
％％。
第三部 从军记…5
ｄａｕｅｅｎｇｉａｏｕｏａｎｇ
山姆大叔不要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１站检查视力，第２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３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
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鸡同鸭讲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１２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３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３去除１２，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４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
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
“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
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
“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把戏也失效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