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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鹰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唯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了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建了一个木制阳台，三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便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面对广场的大门，正象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死神之门”。实际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关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时光一年年的过去，她终于承认，以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五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象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又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象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扣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便是违背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六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熄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象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象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象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儿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
“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盯着他。“他们简直是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读。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象一条龙似地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画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象圣诞节一样，”我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一点没有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象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灵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人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四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还有四头小牛犊，这四头牛犊新郎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二百零五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两千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