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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
“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
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漂亮，端庄，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纳赛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床头柜上，“几点钟了？”
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因此，有是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象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到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十一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唐．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神父也没能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能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象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三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座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让病人在那儿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吃食。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等着杀死他。
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天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题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
“撤掉吧，”我妹妹说。
于是，她对妈妈说了。“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就象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亲缘关系。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悼唁仪式时用的头巾。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
“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所有人都知道要杀死他儿子，可唯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
“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
“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
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睬她的丈夫。
“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
她已经在大街上了。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
“你陪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
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她一边走，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这些坏蛋，”她低声说，“不齿于人类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
“您不必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
。。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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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休掉妻子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他是在前一年的八月，也就是婚前六个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趣。他大约有三十岁光景，但看上去却要年青得多。他的身材象斗牛士那样细瘦，长着一双金色眼睛，皮肤被硝石常年烘烤而变成古铜色。他身穿一件短大衣和一条非常瘦窄的裤子，都是小牛皮的；小羊羔皮手套和衣服也是同样的颜色。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到达。整个旅途中，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他。“他象是个女人，”她对我说，“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她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下面这种看法的女人：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透的男人。
我母亲在八月末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正好有这样一句话：“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下一封信里她对我讲：“这个奇怪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人们都说他很迷人，但是我却看不出。”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在举行婚礼前不久，有人实在憋不住，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所以走村串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可能是真情，不过，随便他怎么回答都是一样，因为他讲话时的那种姿态，与其说是想说明点什么，还不如说是想掩盖点什么。
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宣称他是机车车辆厂的的工程师，说是河水泛滥之前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立刻发了个电报，并且是他自己亲手发的，他把自己的一套本事教给电报员，即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饶有兴趣地和那几个月正在当地征兵的一个军医谈了边境地区的疾病。他喜欢和大家热热闹闹地呆在一起，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嗜酒成习，乐于为人调解纠纷，但不喜欢变戏法。有个礼拜天，做过弥漫之后，他向许多第一流的游泳运动员挑战，结果在河里游了个来回，将他们中最优秀的甩在后边十多米远。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是告诉我的，她还在信的末尾作了她特有的评论：“他也象是在金钱上游泳。”这同早已传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巴亚多．圣．罗曼不仅什么都能干，干得非常出色，而且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在十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赞扬。“人们非常喜欢他，”她对我说，“因为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并且用拉丁文做了弥撒。”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但是我的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讲清说透时，总爱做这种多余的说明。在做了这一颇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