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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不是来自毛主席，却又不敢顶撞，于是10月27日冠华开始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从此没完没了！正在那时我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华。记得我出发前的晚上与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我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我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沉默，冠华又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我突然情绪激奋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奋引起的，也是我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同志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四伏的危机。
我果真被我这该死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从主席那里回家，我们精神振奋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
但是，这告状的事终于使我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我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道可以战胜邪恶，谁能料到最后却是我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多么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这招祸的性格给我自己和冠华导致了杀身之祸。随着岁月的流逝，冠华那充满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运”，越来越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我和冠华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1976年的悲剧中这种性格因素是铸成大错的不可否认的因素。多年后，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冠华说：“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送总理最后一程
1975年刚刚结束，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多年来，我看到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是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稳。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冠华和我去吃狗肉，还要介绍他们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我认识。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冠华对我说：“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后来，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冠华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们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我们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外国货。回到北京，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我们当时不了解总理与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记得是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总理突然转向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我们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我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没跟他打招呼。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总理与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1974年春天，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我随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总理的病情恶化了。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冠华同我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我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
于是，我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我们包括冠华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过了些时候，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冠华，我是翻译。见完外宾后，总理招呼我和冠华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我见到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总理和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冠华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们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我打电话问冠华出什么事了。他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下午没去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走时还没来得及吃饭。
冠华回来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我，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刘告诉他，从７日开始，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７日下午安排要见冠华，但中午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８日清晨，病情就急剧恶化，未能如愿最后见到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我劝慰他，我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你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在此之前，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最后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