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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我亲戚里倒有一个穷婶母，真真正正的穷婶母，还一起生活过几年。”
“唔。”
“可我不想就她写什么，写什么写！”
收音机开始播放另一支歌，唱的大约是世上充满必然失去的爱和可能失去的爱。
“你又压根儿没有什么穷婶母，”她继续道，“却想就穷婶母写什么。不觉得是在突发奇想？”
我点点头。“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约略偏了偏头，没有回答。她依然脸朝后面，纤细的指尖在水中久久地划来划去，就好像我的询问顺着她的指尖被吸入水底的废墟中一样。我询问的印痕肯定如打磨光滑的金属片一样闪闪地沉入池底，并向周围的可乐罐继续发出同样的询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许久，她才孤零零地冒出这么一句。
我手托下巴，叼着烟，再次仰望独角兽。两头独角兽面对被冷落的时间河流，急不可耐似的扬起四只前蹄。
“我所知道的，只是人不可能头顶瓷盆仰面看天。”她说，“我是说你。”
“不能再说具体点？”
她把浸在水中的手指在衬衫底襟上擦了几下，转向我说：“我觉得你现在对什么都无可奈何，无论什么。”
我叹了口气。
“抱歉。”
“哪里，没什么的。”我说，“的确，现在的我连便宜的枕头都奈何不得。”
她再次微微一笑：“何况你连个穷婶母也没有。”
是那样的，我连个一穷婶母也没有……
简直成了歌词。
2
或许你的亲戚中也没有穷婶母。果真那样，我和你便拥有了“没有穷婶母”这个同类项。不可思议的同类项，宛如清晨水洼一般的同类项。
不过想必你也在某某人的婚礼上见过穷婶母的形象。就像任何书架上都有一本久未读完的书，任何立柜里都有一件几乎没有沾身的衬衫一般，任何婚礼上都有一个穷婶母。
她几乎不被介绍给谁，几乎没人向她搭话，也没人请她致辞，只是如同旧奶瓶一般端坐在餐桌前。她小声细气地喝着清嫩鸡汤，用鱼叉吃着色拉，扁豆差点儿没有舀起，吃最后一道冰淇淋时仿佛意犹未尽。至于她赠送的礼品，运气好应该被塞进壁橱深处，运气不好则很可能在搬家时连同沾满灰尘的保龄球奖杯一起被一扔了之。
偶尔掏出的婚礼相册上也有她出现在上面，但其形象总有点令人不安，犹如还算完好的溺死者尸体。
这儿的女人是谁？喏，第二排戴眼镜的……
啊，没什么的，年轻丈夫答道，一个穷婶母。
她没有姓名，只是穷婶母。如此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说姓名那玩艺儿反正总要消失的。
消失的形式林林总总。第一种形式是与死一同消失。这很简单，“河水枯而鱼死绝”，或“林火焚而鸟烧尽”……我们哀悼它们的死。第二种形式是某一日倏然消失，如一台旧电视机，死后仍有白光在荧屏上恋恋不舍。这也不坏，有点类似迷失方向的印度大象的脚印，但坏确乎不坏。最后一种形式——人没死名字便已消失，即穷婶母们。
但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穷婶母式的失名状态中。在傍晚拥挤不堪的中心车站，自己的目的地、姓名、住所突然从头脑中消失一尽。当然时间极短，五秒或十秒。
也有以下情况：
“你的姓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个人说。
“没关系的，别介意，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名字。”
他指了好几次自己的喉结：“哎呀，都已经到这里了。”
这种时候，感觉上自己就像被埋在土里面，只有左脚尖探出地面。偶尔有人被绊了一下，随即道歉：哎呀对不起都已经到这里了……
那么，失掉的名字到底去哪里呢？在这迷宫一般的城市里，它们继续生存的概率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之中，有的在路上被卡车碾成肉饼，有的仅仅因为没有零钱乘电车而魂断街头，有的连同满口袋的自尊沉入深水河中。
尽管如此，它们之中的几个也还是有可能碰巧活下来而赶到已失名字之城，在那里创办一个与世无争的共同体。的确是小小的、很小很小的小城。入口处想必立有一块这样的牌子：
闲人免进
进入的闲人，自然要受到相应的轻微处罚。
也许那是为我准备的轻微处罚——我的脊背有小小的穷婶母贴了上来。
最初觉察到她的存在是在八月中旬。并非因为什么才觉察到的，只是忽有所感，感到背上有穷婶母。
那决非不快之感。既不太重，耳后又没有呼出的臭气。她只是如漂白过的影子紧贴在我的后背。若非相当注意，别人连她贴着我都看不出。和我住在一起的猫们在开头两三天固然以狐疑的眼神看她，但在明白对方无意扰乱自己的疆域之后，便很快适应了她的存在。
几个朋友好像沉不住气了，因为在我和朋友对坐喝酒当中，她不时从我身后一闪探出脸来。
“叫人心里不安啊！”
“不要介意，”我说，“又没什么害处。”
“那是那是。可有点心慌意乱。”
“噢。”
“到底从哪里背来的，那玩艺儿？”
“哪里也不哪里。”我说，“只是，我一直考虑很多事情，顾不上别的。”
朋友点点头，叹息一声。“知道的。以前你就这性格。”
“呃。”
我们很不来劲地继续喝了一个小时威士忌。
“我说，”我问，“到底什么地方让你那么心慌意乱？”
“就是说，总好像给老娘盯着似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显得大为不解，“因为你背上贴着的是我母亲嘛！”
综合几个人的这类印象（我本身看不见她什么样），我背上贴的并非某个特定形象的穷婶母，而是能够随所看之人心中图像不断变换的类似乙醚的东西。
对一个朋友来说，乃是去年秋天死于食道癌的秋田狗。
“十五岁了，老得一塌糊涂。可干嘛偏偏得什么食道癌呢？可怜！”
“食道癌？”
“是的，食道里的癌，够受的！这玩艺儿可千万别沾我。成天唏唏嘘嘘地哭，甚至声音都发不全。”
“唔。”
“真想给它来个安乐死，但母亲反对。”
“那又何苦？”
“天晓得！肯定是不想玷污自己的手吧。”他兴味索然地说，“靠打点滴活了两个月，在贮藏室的地板上。地狱啊！”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狗。胆小，见人就叫，百无一用，光是讨人嫌。皮肤病都得了。”
我点点头。
“倒不如不是狗，托生为蝉什么的说不定对它更幸福——怎么叫也不让人讨厌，又不至于得皮肤病。”
然而它依然是狗，口里插着一根塑料管贴在我背上。
对于一个不动产商来说，则是很早以前的小学女老师。
“昭和二十五年（注：一九五○年。），记得是朝鲜战争开始那年，”他边说边用厚毛巾揩脸上的汗，“她带我们班，带了两年。令人怀念啊！怀念归怀念，实际上差不多忘光了。”
看样子他把我当成了那位女老师的亲戚或别的什么人，劝我喝冷麦茶。
“想来人也够可怜的。结婚那年丈夫就给抓去当兵，坐运输船途中‘嘣’一声完了。那是昭和十八年。她一直在小学教书，第二年空袭当中身上着了火，从左脸颊烧到左臂。”他用指尖从左脸颊往左臂划一条长线，一口喝干自己的麦茶，再次拿手巾揩汗。“人像是蛮漂亮，可怜啊……性格都好像变了。若是活着，也怕快六十了。是的，是昭和二十五年……”
这么着，如同绘制街区地图或安排婚礼座席，穷婶母的范围以我的背部为中心一圈圈扩展开去。
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又一个人如梳齿脱落一样从我身边离去。
“那家伙本人倒不坏。”他们说，“问题是每次见面都不得不看老娘（或死于食道癌的老狗或留下火烧伤痕的女老师）那张让人心慌的脸，实在吃不消。”
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牙医的椅子。谁都不责怪我，也不怨恨我，却又全部躲避我，偶尔见面也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赶紧逃之夭夭。跟你在一起觉得挺别扭的——一个女孩老实说道。
不是我的责任。
知道。说着，她难为情似的笑笑。若是你背着立伞架什么的，我想倒还可以忍受……
立伞架。
也罢，我想，本来我就不善于交往，较之背什么立伞架活着，眼下这样岂不好得多！
另一方面，我陷入了不得不应付几家杂志采访的困境。他们每隔一天来给我和婶母拍照。一旦她的相照不好，对方便气急败坏，提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本身当然不会翻看刊登这类报道的杂志，如果翻看的话，肯定把绳子套到脖颈上去。
一次还上过电视的晨间节目。早上六点就被拖下床，用车拉去演播室，喝了杯不知什么味道的咖啡。主持人是个仿佛能从身体此侧看到彼侧的中年播音员，每天笃定刷六次牙。
“好了，这位是今天早晨的嘉宾……先生。”
鼓掌。
“早上好！”
“早上好！”
“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先生背上了穷婶母。请您谈一下事情的经过和个中辛苦……”
“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辛苦。”我说，“既不重，又不至于把我敲骨吸髓。”
“那么肩酸背痛什么的……”
“没那回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赖在那里不动的呢？”
我简单介绍了独角兽铜像广场上的事，但主持人似乎没能吃透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清清嗓子，“您坐在池边，而池中潜伏着穷婶母，穷婶母附到您背上去了——是这样的吧？”
我摇摇头。说到底，人们所需求的不过是笑话或蹩脚的鬼怪故事罢了。
“穷婶母不是幽灵。既不会潜伏在什么地方，又不至于附到谁身上。不妨说，那仅仅是词语。”我很无奈地予以解释，“只是词语。”
谁也不置一词。
“也就是说，词语这东西类似连接意识的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