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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买卖。”我支吾过去。
他只点了几下头，再未发问。不是不想谈工作，但一来谈起来话长，二来有点累，没气力一一谈完，再说我连对方姓名都不知晓。
“不过吃了一惊，你居然也做起买卖来了。你原本不像买卖人来着。”
我微笑不语。
“记得过去你只知道看书。”
“书现在倒也在看。”我苦笑道。
“百科事典呢？”
“百科事典？”
“对，可有百科事典？”
“没有。”我莫名其妙，摇了下头。
“不看百科事典？”
“那个嘛，有的话倒也会看的。”我说。可眼下我住的房间连放那玩艺儿的空位都没有。
“老实说，我正到处兜售百科事典。”他说。
刚才占据我心田一半的对他的好奇心倏然消失。原来如此，他在卖百科事典。我喝一口已经变凉的咖啡，尽可能小声地把杯子放回碟子。
“想要是想要，有了还是好的。遗憾的是眼下没钱，真正一文不名。一大堆债，刚开始还。”
“喂喂，算了算了！”他说，并摇了下头，“又不是向你推销百科事典。我也穷得和你半斤对八两，但还不至于沦落到那步田地。况且说实在的，我大可不必向日本人兜售的，这是规定。”
“日本人？”我问。
“对，我是专门找中国人，只向中国人卖百科事典。用电话簿把东京都内中国人挑出来列成表，然后一户户登门拜访。谁想出来的不知道，但这办法实在高明。销路也不坏。按响门铃，道一声您好，递上名片自我介绍，简单得很。往下靠的就是所谓同胞情谊，事情很快就谈成了。”
有什么东西突然叩击我脑袋里的键。
“想起来了！”我说。
是我上高中时认识的中国人。
“不可思议啊！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他一副客观叙述的口气，“当然喽，细节一个个想得起来，但看不清全貌。而意识到时，早已成了这个样子。”
我和他不曾同班，个人之间也没怎么亲密交谈过，不过是朋友的朋友那种程度的交往而已。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
“这样那样有好多事情，不过都那么啰嗦那么黯淡那么乏味，肯定不听为好。”他这样说道。
我没办法回答，便缄口不语。
“也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说，“很多糟糕事凑在了一起，但原因终归在我身上。”
这时间里，我使劲回想高中时代的他，但想出来的异常模糊。似乎有一次坐在谁家厨房餐桌旁一起边喝啤酒边谈音乐。大概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可这也很依稀，像是一段早已遗忘的旧梦。
“为什么跟你打招呼呢？”他自己问自己似的说，用手指来回转动桌上的打火机。“不管怎么说是打扰了吧？对不起啊！不过遇上你怪亲切的，倒也不是说哪一点感到亲切。”
“哪里谈得上打扰。”我说。这是真心话。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很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沉默片刻，因不知再说什么好，于是我吸剩下的烟，喝剩下的咖啡。
“好了，该动身了。”他边说边把烟和打火机揣进衣袋，椅子稍往后拉了拉，“也偷不成多少懒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推销。”
“有小册子？”我问。
“小册子？”
“介绍百科事典的。”
“噢，”他有点恍惚地说，“现在没带，想看？”
“想看。单纯出于好奇心。”
“那，寄到你家去好了。住址可以告诉我？”
我从手册上撕下一页，写下住址给他。他看了一眼，工工整整地折为四折，放进名片夹内。
“事典相当可观。不是自己卖才这么说，的确出得好，彩色照片也多。肯定有用。我也偶尔拿在手上啪啦啦翻上几页，足可解闷。”
“几年以后买说不清，但手头宽裕了或许会买的。”
“那自然好。”他嘴角上再次浮起竞选宣传画般的微笑，“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时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干了。中国人家庭大致转完之后，往下就没事可干了。干什么呢？接着怕是专门劝中国人加入平安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也罢，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当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再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却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说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
即使现在，怕也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我想。
5
作为一个年逾三十的男人，倘若再一次在外场追球时一头撞在篮球架子上，再一次头枕手套在葡萄架下苏醒过来的话，这回我到底会说出怎样的话呢？或许我将这样说：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想到这点是在山手线的电气列车里。我站在车门前，把车票像怕丢失似的紧紧攥在手里，隔窗望着外面的景致。我们的街市。不知为什么，这景致弄得我甚为黯然神伤。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
我就是这样遇上了不少中国人。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又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东京——甚至东京这座城市，一天在山手线的车厢里也突然开始失却其现实性，其景物开始在车窗外急速崩溃。我手攥车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过程。我的中国如灰尘一般弥漫在东京城，从根本上侵蚀着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们的语言就这样失去，我们怀有的理想迟早将这样云消雾散，犹如那原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聊的思春期在人生途中的某一点突然杳无踪影。
谬误……所谓谬误，或许正如那个中国女大学生说的那样（抑或如精神分析医生说的那样），归根结蒂乃是一种逆反性欲望。果真如此，谬误正是我本身你本身。这样，便哪里都没有出口。
尽管如此，我仍要把往日作为忠实的外场棒球手的些许自豪藏在旅行箱内，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恰如棒球垒安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
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
。。
穷婶母的故事
大＿
穷婶母的故事
1
事情发端于七月间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委实令人心旷神怡的周日午后。就连草坪上揉成一团扔着的巧克力包装纸，在这七月王国里都如湖底的水晶一般自命不凡地闪烁其辉。温情脉脉的不透明的光之花粉以腼腆的情态缓缓飘向地面。
散步回来的路上，我坐在绘画馆前面的广场上，和女友一起呆愣愣地抬头看着独角兽铜像。梅雨初霁，凉爽的风摇颤着绿叶，在浅水池上划起细小的波纹。澄澈的水底沉有几个生锈的可乐罐，令人想起在遥远的往昔被弃置的城镇废墟。身穿统一球服的几伙业余棒球队员、狗、自行车以及身穿休闲短裤的外国小伙子从坐在池边的我们面前穿过。从不知是谁放在草坪上的收音机里低声传出音乐，仿佛砂糖放多了的甜腻腻的流行歌曲随风而来，唱的是已然失去的爱和可能失去的爱。太阳光被我的双臂静静地吮吸进去。
就在这样的午后，穷婶母俘获了我的心。原因我不晓得。周围连穷婶母的身影都没有，然而她还是出现在我的心中——在仅仅几百分之一秒里——把她凉瓦瓦的不可思议的肌肤感触永远留了下来。
穷婶母？
我再次环顾四周，仰望夏日天空。话语如风、如透明的弹道一般被吸入周日午后的天光中。起始每每如此，此一瞬间无所不有，下一瞬间无所不失。
“想就穷婶母写点什么。”我试着对女友说了一句。
“穷婶母？”她显得有点吃惊。她把“穷婶母”三个字放在小手心里转动几下，费解似的耸耸肩，“怎么提起穷婶母来了？”
怎么也好什么也好，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犹如小小的云影倏忽掠过我的心间，如此而已。
“一下子想起罢了，不知不觉地。”
为了搜寻词句，我们沉默了良久。惟独地球自转的声音接通着我和她的心。
“你要写穷婶母的故事？”
“嗯，我要写穷婶母的故事。”
“那样的故事，恐怕谁都不想读。”
“或许。”我说。
“那也要写？”
“没办法的。”我辩解道，“解释倒是解释不好……也许的确是我拉开了错误的抽屉。但归根结蒂，拉开抽屉的是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默然微笑。我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点燃。
“那么，”她说，“你亲戚中有穷婶母？”
“没有。”
“我亲戚里倒有一个穷婶母，真真正正的穷婶母，还一起生活过几年。”
“唔。”
“可我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