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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
“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的和各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出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很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是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
现在再说他的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那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带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面，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只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条是向左，一条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说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 （他的职员就是前次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面，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
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
“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葳，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
“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怕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佣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
“选大的，选大的。”
他表示很慷慨的样子，让佣人拿了四五个进来。
一会工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马伯乐说：
“随便扔，随便扔。”
他觉得若能做到主客不分，这才能算做好交情。办公桌上的墨盒盖没有关，有人不经意地把西瓜子吐在墨盒里了。
马伯乐说：
“不要紧，不要紧，真他妈的这些东西真碍事。，，
他走过去，把办公桌上零零碎碎的什么印色盒，什么橡皮图章、墨水壶之类，都一齐往一边扒拉着，这些东西实在是很碍事。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马伯乐这书店有些泄气了。他让会计把帐一算，他说开销太大了。他手里拿着帐单，他说。
“是这个数目吗？”
他说：
“有这么多吗？”
他拿起铅笔来，坐在办公桌那儿算了一个上午。这是他开书店以来第一次办公，觉得很疲乏，头脑有点不够用。躺在床上去休息了一下，才又起来接着算。无论怎么算法。数目还是那么多，和会计算的一样。于是他说着：
“这真奇怪，这真奇怪，可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做什么花的？并没有买什么用不着的东西呀！并没有浪费呀！钱可到底是哪儿去了？”
偏拿在他手里的帐单是很清晰的，不但记明了买的什么东西，还记明了日子。马伯乐依次看下去，没有一笔款子不是经他手而花出去的。件件他都想得起来，桌子、椅子、衣柜、痰盂……
甚至于买了多少听子烟招待客人他还记得的，的的确确没有算错帐，一点也没有错，马伯乐承认帐单是完全对的。虽然对了，他还奇怪：
这么多，真这么多！”
他完全承认了之后，还是表示着怀疑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他想了一个很好的紧缩的办法，把楼下房子租出去，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租贴，上边写着：
余屋分租，抽水马桶，卫生设备俱全。
租金不贵，只取四十元。
因为“租金不贵”这四个字，马伯乐差一点没跟会计打起来，会计说：
“写上‘租金不贵，干什么呢？他要租就租，不租就是不租。写上。租金不贵，这多难看，朋友来了，看了也不好，好像咱们书店开不起了似的。”
马伯乐打定了主意必要写上。
写好了，在贴的时候，差一点又没有打一仗。马伯乐主张贴得高一点，会计主张贴得低一点，贴得低人家好容易看见。
马伯乐说：
“贴得低，讨厌的小孩子给撕了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哪！”
马伯乐到底亲自刷了胶水，出去就给它贴上了。他是翘着脚尖贴上的。
因为那招贴刷了过多的胶水，一直到招来的房客都搬来了。那招贴几次三番地往下撕都撕不下来，后来下了几场雨，才算慢慢地掉了。
朋友来了的时候，仍是拉开楼下客堂间的门就进去，并且喊着：
“伯乐，不在家吗？”
常常把那家房客，闹得莫名其妙。
马伯乐很表示对不住的样子，从二楼下来把客人让上去：
“房子太多，住不了……都搬到楼上来了。”
他想要说，把营业部都一齐搬到楼上来了。但他自己一想也没营什么业，所以没有说出来。
从此朋友也就少了一点，就是来了也不大热闹。因为马伯乐不像从前常常留他们吃，只是陪着客人坐了一会，白白地坐着，大家也没有什么趣味。显得很冷落，谈的话也比较少，也比较有次序，不能够谈得很混乱，所以一点不热闹。
二楼摆着三张办公桌子，外加一个立柜，两个书架，七八张椅子，还有马伯乐的床，可说连地板都没有多大空处了。乱七八糟的，实在一点规模也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也随便起来，连领带也不打了，袜子也不穿，光着脚穿着拖鞋。到后来连西装也不穿了，一天到晚穿着睡衣，睡衣要脱下去洗时，就只穿了一个背心和一个短衬裤。马伯乐是一个近乎瘦的人，别人看了觉得他的腿很长，且也很细，脖子也很长很细。也许
是因为不穿衣裳露在外面的缘故。
他早晨起来，不但不洗脸，连牙也不刷了。一会靠在椅子上，一会靠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连精神也没有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是有所指的，但是别人不大知道，也许指的是到书店关门的时候。
经过这样一个时间，他把三楼也租出去了。把亭子间也租出去了。
全书店都在二楼上，会计课，庶务课，所有的部门，都在一房子里。
马伯乐和两三个朋友吃住在一道了。朋友就是书店的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