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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街道的阁楼有待整修。情况就是这样！”
卡迈克尔先生坐着咬自己的指甲，一边紧盯着壁炉里燃烧着的煤层。
“你难道设想，”卡里斯福特先生慢慢地说，又顿了一下，“你难道认为那另一个孩子——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思念的那个孩子，我相信——可能——也许有可能会沦落到这等地步，就像隔壁那个可怜的小孩子一样？”
卡迈克尔先生不安地望着对方。他知道这位先生对他本人，对他本身的利益和健康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又开始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去考虑这个特定的问题。
“如果在巴黎帕斯卡尔夫人学校里的那个小孩子就是你要寻找的那个，”他劝慰地回答，“那她看来是在有力量照顾她的人手中。他们收养她是因为她曾是他们那已故小女儿的好伴儿。他们没别的孩子，而帕期卡尔夫人说过他们是家境很富裕的俄国人。”
“而那个倒霉的女人竟然不知道他们把她带到哪儿去了！”卡里斯福特先生大声说道。
卡迈克尔先生耸耸肩。
“她是个精明世故的法国女人，能这样舒舒服服地把那个父亲死后完全断绝生活来源的孩子打发出手，显然是何乐而不为。像她那种女人不会为了可能成为负担的孩子的前途来麻烦自己。那养父母显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可是你说‘如果’那孩子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你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姓氏也有所不同。”
“听帕斯卡尔夫人念起来，好像是卡鲁而不是克鲁——但是那可能只是个发音问题。情况是出奇地相似。一位在印度的英国军官曾把他那没娘的小女儿放进这所学校。而他破产后突然死去了。”卡迈克尔先生停顿了片刻，似乎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你能肯定那孩子是被放在巴黎的一所学校里的吗？你能肯定是巴黎吗？”
“我亲爱的朋友，”卡里斯福特带着不得安宁的痛苦突然说，“我什么也肯定不了。我从没见过那孩子或她母亲。拉尔夫·克鲁和我在还是孩童时就很友好，但自从离开学校以来就没再见过面，直到在印度才相遇。我当时被矿山的宏伟前景所吸引。他也变得热衷起来。整个事业是如此庞大和辉煌，使我们半昏了头。我们相遇时很少谈别的事情。我只知道那孩子被送往某处地方的一家学校。现在甚至记不起我是怎样知道这事的。”
他开始激动起来。当那仍然处于衰弱中的头脑被对过去的灾难的回忆所搅扰时，他总是变得很激动。
卡迈克尔先生焦虑地望着他。有必要提一些问题，但必须平静、谨慎地提出来。
“可你有理由认为那学校是在巴黎吗？”
“有，”他回答，“因为她母亲是法国人，并且我曾听说她希望她的孩子在巴黎受教育。她似乎只可能在那儿。”
“是的，”卡迈克尔先生说，“似乎那种可能性相当大。”
那位印度绅士身子向前倾，用一只瘦长的手拍击着桌子。
“卡迈克尔，”他说，“我必须找到她。只要她活着，就该在什么地方。如果她无亲无友、身无分文，那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心事，怎能恢复神经的健康呢？矿山命运的这次突然的转机使我们所有的美梦都实现了，而可怜的克鲁的孩子可能正在街上乞讨呢！”
“不，不会的，”卡迈克尔说。“你要保持镇静。想想当找到她时你有一笔财产可以交给她，这样就宽慰了。”
“为什么当初事情变糟时我没能像个男子汉大丈夫那样坚守阵地呢？”卡里斯福特先生急躁痛苦地呻吟道。“我相信如果我不是不但要对自己的钱财负责，也得对别人的负责的话，我是会坚守阵地的。可怜的克鲁把他的每一文钱都投入了那个计划。他信任我——他爱我。但他临死时想的是我毁了他——我——汤姆·卡里斯福特，在伊顿公学和他打板球的我。他必然认为我是个大坏蛋！”
“不要这样苦苦责备自己。”
“我不是因为那投机事业有失败的危险而责备自己——我是责备自己失掉了勇气。我像骗子和贼一样逃跑了，因为我没脸见我那最好的朋友，告诉他我把他和他的孩子都给毁了。”
那位好心肠的“大家庭”的父亲把手抚慰地放在他肩上。
“你逃跑是因为那时你的头脑在精神折磨的压迫下支持不住了，”他说。“你已经一半精神错乱了。若不是如此，你就会留下来打出一条路。但你在医院里，被捆绑在床上，得了脑膜炎说着胡话，两天后你离开了那地方。别忘了这一点。”
卡里斯福特垂下头，用双手托着前额。
“天啊！是的，”他说，“那时我担惊受怕，简直发疯了。有好几个星期睡不着觉。我摇摇晃晃走出房屋的那天夜里，整个天空中似乎都充满了骇人的怪物在嘲笑我，冲着我叫骂。”
“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卡迈克尔先生说。“一个人在濒临脑膜炎发作时怎么还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呢！”
卡里斯福特摇摇耷拉着的头。
“等我恢复了神志，可怜的克鲁已经死了——给埋葬了。而我似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一连好几个月，我不记得那孩子。甚至当我开始想起她的存在时，一切都像在雾霭中那样模糊。”
他顿住了片刻，擦擦前额。“今天我有时努力回忆起来，似乎仍是那样模糊。我肯定在什么时候听到克鲁谈起过送她去的那家学校。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他可能没有确切地讲起过。你似乎连她的真名实姓也没听到过哪。”
“他常用他发明的一个古怪的爱称来叫她。他叫她‘小主妇’来着。但是那倒霉的矿在我们头脑里把什么都给挤掉了。我们别的什么也不谈。他是否谈过那学校，我忘记了——我忘记了，而且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得了，得了，”卡迈克尔说。“我们早晚会找到她的。我们要继续寻找帕斯卡尔夫人的那两位好心的俄国人。她似乎依稀记得他们住在莫斯科。我们可以拿这一点作为线索。我要去莫斯科。”
“如果我还能旅行，我会和你同去的，”卡里斯福特说，“但我只能坐在这里，裹着皮衣呆望着炉火。我看着炉火，似乎看见了克鲁那年青快乐的脸庞回视着我。他看上去像在问我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夜里梦见他，他总是站在我面前，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卡迈克尔，你能猜出他说什么吗？”
卡迈克尔先生用很低的嗓音回答他。
“我猜不大出，”他说。
“他总是说，‘汤姆，老兄——汤姆——小主妇在哪里？’”他抓住了卡迈克尔的一只手，牢牢不放。“我必须能够回答他——我必须这样做！”他说。“帮我找到她吧。帮助我。”
在墙的另一边，萨拉正坐在她的阁楼里，同出来找晚餐的梅基塞代克谈话。
“如今做公主可很难啊，梅基塞代克，”她说。“比平常更难了。随着天气变得越冷，街道越泥泞，就越困难。我在大厅里经过拉维尼娅身边时，她讥笑我那泥污的裙子，这时我一闪念想说点什么——但总算及时忍住了。你可不能像那样用嘲笑去回敬人们——如果你是公主的话。可你不得不咬住了舌头来克制自己。我咬住了我的舌头。今天下午就很冷，梅基塞代克，又是个很冷的夜晚。”
她突然俯下满头黑发的脑袋，埋在臂弯里，她独自一人时常常这样做。
“唉，爸爸，”她悄声说，“自从我做你的‘小主妇’以来，似乎已过了很久很久啦！”
这就是那天在墙壁两边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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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一个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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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倒霉的冬天。有些日子，萨拉踏着雪出去办事儿，还有些更糟糕的日子，雪融化了，同泥结成冰冷的泥浆，还有些日子却一片浓雾，街灯整日不熄，伦敦看起来就像几年前的那个下午，当时那辆马车驶过大街，萨拉蜷缩在车座上，靠在她父亲的肩上。在这样的日子里，那“大家庭”的屋窗总显得那么愉快、舒适和诱人，而那印度绅士坐在其中的书房焕发出鲜艳的暖色调。但这阁楼却是阴郁得难以形容。从那里再也看不到日落或日出，萨拉认为，连星星也几乎看不到了。天窗外云层低垂，不是灰色的就是污泥色的，要不就下起大雨来。下午四点，即使没有特别浓的雾，天色就暗下来了。此时如果必须到阁楼上去拿什么东西，萨拉就不得不点起蜡烛。在厨房里的女佣们感到压抑，这使她们的脾气比平常更坏了。贝基被驱使得像个小奴隶。
“要不是因为你，小姐，”有天夜里她偷偷溜进阁楼，嗓子沙哑地对萨拉说，“要不是因为你和巴士底监狱，还有我作为隔壁牢房的囚犯，我是会死去的。现在似乎都像真的一样了，不是吗？那女主人越来越像个监狱长。我简直能看见你讲的她身上带的那些大钥匙了。小姐，请再给我讲点儿吧——给我讲关于我们在墙根下挖的地下通道吧。”
“我要给你讲点能温暖人心的话，”萨拉打着寒战说。“把你的床罩拿来裹在身上，我也去拿我的来，咱俩就在床上紧紧地挤在一起，我要给你讲热带森林的故事，也就是那印度绅士的猴子过去生活的地方。当我看到它坐在窗前的桌子上，神情悲哀地望着街道时，我总觉得它肯定在想念热带森林，在那里他经常用尾巴挂在椰子树上摇荡。不知道是谁把它逮住的，它是否扔下了靠它采椰子过活的一家子。”
“这是能温暖人心的，小姐，”贝基感激地说，“但是，不知怎地，当你讲开了时，甚至巴士底监狱也有点儿热起来了。”
“那是因为它使你想起了别的事情，”萨拉说着，把床罩裹住自己的身子，只露出一张小黑脸，在向外望着。“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当你的身体处于不幸中时，头脑必须做的事就是去想一些别的事情。”
“小姐，你能做到吗？”贝基迟疑地说，用赞美的目光注视着她。
萨拉皱了一会儿眉头。
“有时能，有时不能，”她断然地说。“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