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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 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十点钟了，走路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虑 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 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过了一会儿我便回 来了，心里怦怦地跳着。
我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请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烧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混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下去了。我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么以后再裹吧。” 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 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没有那么烧了。他 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这是一种顽强的 烧，但是它终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他的康复是由于 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 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 我的这种信念仍然不变。
第二十三章 再到南非去曼尼拉尔
康复以后，我觉得齐尔关的房子不合适；潮湿，光线不好， 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空气清新的洋 房。我到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去找寻，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但我们不能 选择那个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各地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看上了珊塔·克 罗兹一栋漂亮的洋房，从卫生观点来说，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就租下来 了。
我买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我还记得常常感 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只有我一个乘客。
我常常步行到班德罗去搭直接开到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兴旺。我的南非当事人常常给我一些 工作，而这就够我开销了。
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弄到什么工作，不过我却参加了当时常常举行 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不敢参加辩论。我记得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是 一个出色的参加者。象别的刚做律师的人一样，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 说是为了增加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令人陶醉的直接从海上吹来的微 风。我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还不止我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时髦，所以也没 有什么难为情。
然而我却开始利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而且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 我觉得不久我就可以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了。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觉我的职业多少有些顺利了，另一方面戈克 利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忙着为我而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每星期总要到我 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是带几个他要我认识的朋友来，而且设法使我熟悉他 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上帝总是不容许我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他以自己的方法 消除了我的一些打算。
正当我觉得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却接到了南非发来的 一封意外的电报：“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记得我的诺言，于是回电 说一等他们汇钱来，我立刻就动身。他们很快便把钱汇来了，我关上了事务 所，动身到南非去。
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栋房子，把妻子 和孩子们留下。
当时我相信凡是有事业心的青年，如果在国内找不到门路，就应当到 国外去想办法。所以我便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便是摩干拉 尔·甘地。
甘地家族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开迷途而敢 于出国的人都找出来。我的父亲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给他们安插一些政府的 工作。我要他们从这种诱惑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别的 工作；我要他们自食其力。
然而当我的理想提出来的时候，我设法说服这些青年也把他们的理想 同我的理想一致起来，而我在指导摩干拉尔·甘地方面，确实获得了最大的 成就。不过这以后再谈吧。
和妻子儿女分离，眼看着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从安 定走向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一时不免令人难过，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不 安定的生活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除 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别的全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周围所出 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暂时的。然而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就是代表 着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见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就有福气了。追求那种真 理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完美。
我恰逢其时地赶到了杜尔班。那里已有工作等着我。派代表去等候张 伯伦先生的日期已经定了，我得起草一份备忘录，准备递交给他，还得和代 表团一起去见他。
第四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第一章～第五章
第四部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第一章“爱的劳动丧失了？”
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 3，500 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 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 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 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 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 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 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 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 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 1，900 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 1，100 英里，那么 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 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 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 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 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 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 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 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 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 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 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 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 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 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 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 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 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 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 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 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 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 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 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 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 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 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 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 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第二章来自亚洲的专横者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进入德兰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们 盘问那些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们只好 乱猜，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而是依靠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那 就可以对我加以拘捕了！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政府便被赋与许多特殊的权 力。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政府颁布了一项维�